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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網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譯 『preliminary address』作『疏意』，審讀譯文時未查到出處。但根據文意應爲『序言』的同義詞，即『疏頭』：僧道拜懺時焚化的祝告文，上寫主人姓名及拜懺緣由等。（參見【辭源】頁2130；【漢語大辭典】第8冊，頁508）改『疏意』爲『疏頭』既比較符合原意，且更準確。
又此書頁724，注4，把【清朝文獻通考】和【清朝通典】簡稱爲【通考】和【通典】。這實際上是混淆了四部書，應根據歷史學規範簡寫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誤導讀者。
在審讀【法國漢學】第四輯中有如下譯文：『在上引【隋書・經籍志】中所記述的道教儀式之外，還用一種不太肯定的口氣記錄了一種道士們所宣稱但卻未必如此的的古代傳說。（中略）雖然隋代的歷史學家記錄了這個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說法，（中略）很難證實隋代的編年史學家們……』【隋書】是唐代史學家編纂的，此處應改爲『隋史的編纂者』或『唐代的歷史學家』。同類者尚有侯旭東在【誤譯叢生的一部書――〖佛教征服中國〗中譯本瑣談】（載【中華讀書報】）文中的舉例：『如原書頁19「in the Hou-Han chi,a four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中譯作「在記載公元4世紀後漢歷史的【後漢記】中，」（頁29）令人啼笑皆非。按【後漢紀】（譯文作「記」誤）爲東晉人袁宏作，書成於四世紀，而後漢亡於三世紀初，中譯應作「在【後漢紀】――4世紀成書的關於後漢的史籍――中」』。這種常識性史料還原的錯誤應在譯文中絕對杜絕。
對背景文化還原的難度還應在前兩者之上。因爲背景知識準確的掌握不僅包括對史實的確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種文化感，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領神會，並運用自如。不止是一個詞，一段話的索驥，而應把文化內涵整個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譯文達到風格上的忠實與流暢。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 principal palaces were arranged on a northsouth axis……』，原譯爲『（故宮）各大宮殿按南北向軸心排列』。這容易引起歧異。事實上，原作者不是想強調宮殿的南北對稱，或者是要說明所有宮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譯爲『重要的宮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軸線上』就更明了。又同書『Confucian commentators』譯作『儒家評論家』也不能算錯，但『清議』一詞可能比較符合傳統，也更典雅。又比如稱南方地區下級管事者爲『teacher』，譯作『蒙師』不如『師爺』確切。
袁筱一等譯法國馬丁・莫內斯蒂埃著【人類死刑大觀】（灕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頁兩副插圖下的注文分別爲『西方軍事勢力代表對「拳擊手」施斬首刑』和『拳王的斬首刑（中國，1901年）。』 。『boxer』在此處不應直譯爲『拳擊手』，而是專指1900年前後中國民間反侵略組織『義和團』的前身 『義和拳』一詞。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頁注72『見L・S・楊的兩篇文章，……收入的【漢學中的遠行】（Excursion in Sinology）』。『L・S・楊』即楊聯。1 『Excursion』一詞本身有遠行之意，但用在中國書籍和文章的名稱當中，應釋作『短文』，又可引申來表達中文特有的文體『賦』、『策』等。如蘇東坡【赤壁賦】，英國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H.Giles）把它翻譯成『An Excursion Below the Red Wall』，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李杏村則譯爲『An Excursion to the Scorched 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賦』一詞。所以楊聯『Excursion in Sinology』一書或譯成【漢學散策】可能更爲恰當。
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譯者翻譯了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一書。僅從兩書一些章節標題翻譯文字的差異就可想像其內容的大相逕庭。第5章第4節，江蘇版譯爲『儒家教育在社會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商務版則爲『 儒家教育在社會學教育類型中的地位』，兩書所提概念絕對不屬於同一學科範疇。又如第6章第12節前者譯爲『早期儒學的激越』；後者爲『 早期儒學的悲歌』，孰是孰非難以明確，且會令讀者啼笑皆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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