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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春秋 重要的是，自西力東侵，鄧實等中國士人開始認識到古今滅人之國方式已不同，古以殺伐，而『今之滅人國也，不過變易其國語，擾亂其國文，無聲無臭，不戰而已堙人國圮人種矣，此歐美列強所以多滅國之新法也』（註：稍後黃節也注意到，英俄滅印度裂波蘭，亦『皆先變亂其言語文學，而後其種族乃凌遲衰微』；結果是『學亡則國亡，國亡則亡族』。黃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1年（約1905年）1期。該報按欄目的類別分頁，我所用者有的是原初分冊本，有的又是全年分類重裝本，難以統一，故不標頁；時間則依原刊慣例寫明第幾年，每一年首次出現時註明大致相應的公元年份。）。於是學習外語再也不是無足輕重之事了，馬敘倫從【新體歐洲教育史】中看到『國民教育而有外國語言文字，實非得已之事』，不免慨嘆道，『嗚呼，是誠通言哉』（註：馬敘倫：【中國無史辯】，【新世界學報】9期（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81頁。該文承徐雁平君代爲抄錄，至爲感謝！）！學外語既因時勢所迫，就更應強調本國語文。故鄧實提出，『一國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爲一國之粹；精神不滅，則其國亦不滅』。何況『自有世界以來，以文學立國於大地之上者，以中華爲第一；立國之久而文學相傳不絕者，亦以中華爲第一』；故『文言者，吾國所以立國之精神而當寶之以爲國粹者也。滅其國粹，是不啻自滅其國』。
語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也是有個過程的，不欣賞民族主義的嚴復在1902年以爲『文辭』不過『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大體仍視其爲工具，是『文以載道』觀的『現代表述』；不過他同時又強調『文體變化與時代之文明程度爲比例』，在當時可謂將其提到極高的地位（註：【嚴復致梁啓超】，壬寅年（約1902年）三月，王蛑鞅唷堆細醇】3冊，中華書局，1986年，516頁。）。幾年後一位江南士人說，『文者，治學之器也。無其器則工不治。是故學之將喪，文必先之』（註：南械（張繼良？）：【佚叢序】，【政藝通報】丁未年17號，38張。）。這可能是在語言文字變得重要這一進程中的一種過渡觀念，這裡『文』僅被視爲治學的工具，大體是清代漢學家『因文見道』觀的翻版（惟『治學』在層次上仍低於『見道』許多），尚遠不到『國粹』那樣重要的程度；但『學之將喪，文必先之』的憂慮與鄧實等人的憂患意識和表述方式都相當接近，顯然已超出一般學者對工具的關注。
到清季最後幾年，語言文字的至關緊要漸成爲朝野許多人的共識。章太炎認爲：『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非獨政教飭治而已。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爲亟。』他從已經亡國的印度人那裡了解到，『民族獨立，先以研求國粹爲主，國粹以歷史爲主；自余學術皆普通之技，惟國粹則爲特別』（註：章太炎：【重刊〖古韻標準〗序】、【印度人論國粹】，【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03、366頁。）。而這一以歷史爲主的國粹即包括語言，他解釋說：提倡國粹『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爲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註：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1977年，276頁。）。在朝的張之洞也分享這一觀念，他在約略同時說：『今日環球萬國學堂，皆最重國文一門。國文者，本國之文字語言、歷古相傳之書籍也。即間有時勢變遷，不盡適用者，亦必存而傳之，斷不肯聽其澌滅』（註：張之洞：【創立存古學堂折】（光緒三十三年），【張文襄公全集】2冊，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145-148頁。）。
可知當時不僅語言文字的重要性劇增，就是『國文』的指謂也變得非常廣泛，甚至包括所有文字印刷品――書籍。這部分可能因爲同文館和廣方言館先已實際變爲西學館，結果『國文』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中學』的近義詞。宣統元年關於學部的一則報導說，『張相國未管學部之前，部中已有重訂小學章程之稿，廢讀經講經，初等更納歷史、地理、格致三科於國文中。張相國不以爲然，迄未發布』。後因攝政王催促，又『草草訂定，率行入奏』（註：【變通學堂章程之原因】，【教育雜誌】1年7期（宣統元年六月），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影印版，595頁（原雜誌每期未統一編頁）。）。章太炎和張之洞那時都是保存國粹的提倡者，包含語言文字的『國粹』之所以到了需要保存的地步，部分也因當時的風氣是學求『實用』，與實用關係並不緊密的『文字』似非急務（註：參見羅志田【從無用的『中學』到開放的『國學』：清季國粹學派關於學術與國家關係的思考】，【中華文史論叢】65輯（2001年3月）。）。
這多少也牽涉到清代的『漢宋之爭』，在漢學家眼裡，文字訓詁是通經見道的必由之路，而宋學家則一向認爲以訓詁爲基礎的考據繁瑣而不切『實用』。徘徊於漢宋之間的宋恕於1905年論『文理』一詞說，此雖『俗名詞』，卻曾見於【中庸】，『實古名詞也。但俗所謂「文理」，意專指文，幾忘理字。此其謬，乃隋唐以來文詞取士之制積重所釀成。宋明諸儒提倡理學，原欲以理矯文，故其語錄皆不用文詞，與今海外望國之演說錄、講義錄同體。徒以取士時制皆用文詞，故卒不能革輕理重文之俗』。今朝廷毅然廢文詞取士之弊制，宋明『先儒有知，當恨不逢其盛』。然從另一方面看，『苟文詞取士之制既廢，而理解取士之制不興，則一線相傳之理解將隨文詞而俱亡』。中國『爲古望國，愈古之書，理解愈正。若竟如理學先儒及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澤諭吉氏等之痛擯文詞，則又恐訓詁益荒，古書將無人能讀』，故當理解與文詞並重（註：宋恕：【粹化學堂辦法】（1905年），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中華書局，1993年，377-378頁。）。
如果說宋恕所思考的問題還較接近『文以載道』的傳統，高鳳謙於1908年撰文，則從全新的時代角度論證『偏重文字之害』。他認爲當時中國『凡百事業，皆求之於文人，必多廢事；有爲之士，專力於文章，不屑稍治他業，必多廢材』。高氏預感到有人會提出疑問：『西學東來，少年之士鄙棄舊學，識者方以國粹不保爲憂，今乃倡輕文之論，國學無乃失墜乎？』他以爲不然，『吾之所謂重文太甚者，非謂文之不足重，特不可因重文之故，而輕視他科學』（註：高鳳謙：【論偏重文字之害】，【東方雜誌】5年7期（1908年8月），收入張、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3卷，三聯書店，1977年，12頁。）。這樣的辯解當然不足以解除其所論對『重文』傳統的威脅，蓋高氏恐根本不認爲『文』可以『載道』，而其所言在那時有相當的代表性，中國『文字』所面臨的壓力是非常明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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