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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春秋 重要的是，自西力东侵，邓实等中国士人开始认识到古今灭人之国方式已不同，古以杀伐，而“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注：稍后黄节也注意到，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结果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年（约1905年）1期。该报按栏目的类别分页，我所用者有的是原初分册本，有的又是全年分类重装本，难以统一，故不标页；时间则依原刊惯例写明第几年，每一年首次出现时注明大致相应的公元年份。）。于是学习外语再也不是无足轻重之事了，马叙伦从《新体欧洲教育史》中看到“国民教育而有外国语言文字，实非得已之事”，不免慨叹道，“呜呼，是诚通言哉”（注：马叙伦：《中国无史辩》，《新世界学报》9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81页。该文承徐雁平君代为抄录，至为感谢！）！学外语既因时势所迫，就更应强调本国语文。故邓实提出，“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何况“自有世界以来，以文学立国于大地之上者，以中华为第一；立国之久而文学相传不绝者，亦以中华为第一”；故“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
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也是有个过程的，不欣赏民族主义的严复在1902年以为“文辞”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大体仍视其为工具，是“文以载道”观的“现代表述”；不过他同时又强调“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在当时可谓将其提到极高的地位（注：《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约1902年）三月，王蛑鞅唷堆细醇》3册，中华书局，1986年，516页。）。几年后一位江南士人说，“文者，治学之器也。无其器则工不治。是故学之将丧，文必先之”（注：南械（张继良？）：《佚丛序》，《政艺通报》丁未年17号，38张。）。这可能是在语言文字变得重要这一进程中的一种过渡观念，这里“文”仅被视为治学的工具，大体是清代汉学家“因文见道”观的翻版（惟“治学”在层次上仍低于“见道”许多），尚远不到“国粹”那样重要的程度；但“学之将丧，文必先之”的忧虑与邓实等人的忧患意识和表述方式都相当接近，显然已超出一般学者对工具的关注。
到清季最后几年，语言文字的至关紧要渐成为朝野许多人的共识。章太炎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他从已经亡国的印度人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注：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印度人论国粹》，《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03、366页。）。而这一以历史为主的国粹即包括语言，他解释说：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276页。）。在朝的张之洞也分享这一观念，他在约略同时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注：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2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145-148页。）。
可知当时不仅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剧增，就是“国文”的指谓也变得非常广泛，甚至包括所有文字印刷品――书籍。这部分可能因为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已实际变为西学馆，结果“国文”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学”的近义词。宣统元年关于学部的一则报道说，“张相国未管学部之前，部中已有重订小学章程之稿，废读经讲经，初等更纳历史、地理、格致三科于国文中。张相国不以为然，迄未发布”。后因摄政王催促，又“草草订定，率行入奏”（注：《变通学堂章程之原因》，《教育杂志》1年7期（宣统元年六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版，595页（原杂志每期未统一编页）。）。章太炎和张之洞那时都是保存国粹的提倡者，包含语言文字的“国粹”之所以到了需要保存的地步，部分也因当时的风气是学求“实用”，与实用关系并不紧密的“文字”似非急务（注：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65辑（2001年3月）。）。
这多少也牵涉到清代的“汉宋之争”，在汉学家眼里，文字训诂是通经见道的必由之路，而宋学家则一向认为以训诂为基础的考据繁琐而不切“实用”。徘徊于汉宋之间的宋恕于1905年论“文理”一词说，此虽“俗名词”，却曾见于《中庸》，“实古名词也。但俗所谓‘文理’，意专指文，几忘理字。此其谬，乃隋唐以来文词取士之制积重所酿成。宋明诸儒提倡理学，原欲以理矫文，故其语录皆不用文词，与今海外望国之演说录、讲义录同体。徒以取士时制皆用文词，故卒不能革轻理重文之俗”。今朝廷毅然废文词取士之弊制，宋明“先儒有知，当恨不逢其盛”。然从另一方面看，“苟文词取士之制既废，而理解取士之制不兴，则一线相传之理解将随文词而俱亡”。中国“为古望国，愈古之书，理解愈正。若竟如理学先儒及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泽谕吉氏等之痛摈文词，则又恐训诂益荒，古书将无人能读”，故当理解与文词并重（注：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年），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377-378页。）。
如果说宋恕所思考的问题还较接近“文以载道”的传统，高凤谦于1908年撰文，则从全新的时代角度论证“偏重文字之害”。他认为当时中国“凡百事业，皆求之于文人，必多废事；有为之士，专力于文章，不屑稍治他业，必多废材”。高氏预感到有人会提出疑问：“西学东来，少年之士鄙弃旧学，识者方以国粹不保为忧，今乃倡轻文之论，国学无乃失坠乎？”他以为不然，“吾之所谓重文太甚者，非谓文之不足重，特不可因重文之故，而轻视他科学”（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东方杂志》5年7期（1908年8月），收入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三联书店，1977年，12页。）。这样的辩解当然不足以解除其所论对“重文”传统的威胁，盖高氏恐根本不认为“文”可以“载道”，而其所言在那时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文字”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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