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檔案春秋 當年已有中國人慮及此意，趙啟霖便提出，當時新學堂中『各種學科多用譯本，學子操觚率爾，非特捃摭新詞，競相仿效；即文法句調，亦受病於無形』（註：【四川提學使趙啟霖詳請奏設存古學堂文】，【中國近代學制史料】2輯下冊，517頁。）。對於沒有『舊學根柢』且尚在學習怎樣表述其思想觀念的少年學子來說，新舊中西之『學』與其表述方式實際是共生並存，在修習新學的過程中自然而『無形』地學會了其『文法句調』，也就等於摒棄了過去那『精諧之文學』。陳獨秀後來說各種舊事物皆『一家眷屬』，確有所見。在新舊對立之時，雙方在相當程度上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樣，對『捃摭新詞』和仿效翻譯教科書『文法句調』的流行做法都不能不進行反擊。那時的教科書譯本主要來自日本，許之衡所謂『效東瀛之文體』，即劉師培不承認其『為文』的『取法扶桑』，正是當時不少士人奮起抵制的一大傾向。
二 抵制東瀛文體
『東瀛文體』的一個重要特色即趙啟霖所說的『捃摭新詞』，而較多新詞的出現大概始於製造局之譯書，傳教士和新式報刊也起了相當作用。樊增祥曾指出，『中國文字，自有申報館而俗不可醫；然猶不至於鸚鵡改言從H，獼猴換舞學高驪也。迨戊戌以後，此等丑怪字眼，始絡繹堆積於報章之上。無知之物，承竅乞余，相沿相襲』（註：樊增祥：【批學律館游令課卷】，【樊山政書】卷6，25頁。）。其實還不止報章，早在科舉改試策論時，葉德輝就發現，『今日之試卷，滿紙只有起點、壓力、熱力等字』。他並不欣賞所謂『時文』，蓋許多不以八股文見長的『高才博學，坐是困於場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改試策論而滿紙新名詞，不過改變揣摩對象，『同一空談』，其弊相等（註：葉德輝：【E園書札・與皮鹿門書】，【E園全書】匯印本，長沙中國古書刊印社，1935年，12頁。）。
當年新派講學，同樣要以新名詞裝點。戊戌年皮錫瑞在南學會講學，便強調『講學是孔門及漢、宋諸儒舊法，並非奇怪之事』。且『必先講學，乃能開智；必先開智，乃能自強。此雖老生常談，實是一定道理』。而『欲講商學、農學、工學，亦宜先從我輩講學起點』。皮氏乃不諳新學的經師，述『老生常談』時已雜入『起點』這一新名詞，頗能體現當日趨新者風氣之一斑（註：皮錫瑞：【師伏堂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2輯，127頁。）。
在葉德輝看來，這正是以勝負決文野的結果：『甲申之役，法敗而中勝，則中國進於文明；甲午之役，中潰而日興，則中國淪於半教。』本來中外既已兵戎相見，『非我族類，仇視宜然。獨怪今之談時務者，若祖若父，本中土之臣民；若子若孫，皆神明之嫡脈。而亦幸災樂禍，人云亦云』。其議論撰文，『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論其語則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實不啻東施效顰（註：葉德輝：【E園書札・答人書】，23頁。）。
劉師培則認為，日本文體能盛行於中國也因中國文體先已衰落，他考近世『文學變遷之由，則順康之文，大抵以縱橫文淺陋；制科諸公，博覽唐宋以下之書，故為文稍趨於實。乃乾嘉之際，通儒輩出，多不復措意於文，由是文章日趨於樸拙，不復發於性情。然文章之徵實，莫盛於此時。特文以徵實為最難，故枵腹之徒，多托於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於才藻者，則又日流於奇詭』。近則『作文者多師龔、魏，則以文不中律，便於放言，然襲其貌而遺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於義法，未能神明變化。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文學既衰，故日本文體因之輸入於中國』（註：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國粹學報】3年（約1907年）1期。）。
從吳汝綸、姚永概、馬其昶、嚴復、林紓等桐城派先後『控制』京師大學堂的情形看，劉師培說那時『文學之衰』已『極』，恐怕不免帶有以儒林人眼光看文苑之意味（這一觀念因民國後欣賞魏晉文章的革命派控制北大而成為學界主流意識，迄今未衰），然經學家已有此不滿說明戊戌後中國文體的顯著變化也有其內因，則大致不錯。不過促成這一變化的仍以外因為主，即葉德輝所說的因中國戰敗導致國人之文化自定位由文明變為野蠻。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甲午後中國讀書人乃能化仇視而師敵國，蜂擁入日本遊學，實中外歷史上不多見之事（註：參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51-54、267-270頁。）。這些人的言論又進一步影響中國的文風，如劉師培所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真。後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問題在於，『東籍之文，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乃時勢所趨，相習成風，而前賢之文派無復識其源流』。實為『中國文學之扼』（註：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國粹學報】3年1期。）。
到20世紀初年，東瀛文體與新名詞已互為表里。前引【學務綱要】第12條正式提出，『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中國本有『文以載道』的傳統，而『今日時勢，更兼優文以載政之用。故外國論治論學，率以言語文字所行之遠近，驗權力教化所及之廣狹』。言不文則行不遠本是古訓，而與國家權力教化所及連在一起則為新知（註：尤其【綱要】乃官方文件，仍明確這是來自外國的觀念以增強其立說之正當性，非常值得注意。），文體的重要自不言而喻。這樣，『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體既壞，士風因之。夫敘事述理，中國自有通用名詞，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國文法，或虛實字義倒裝、或敘說繁複曲折，令人費解，亦所當戒。倘中外文法參用雜糅，久之必漸將中國文法字義盡行改變，恐中國之學術風教亦將隨以俱亡矣』。可見清中央學部早已關注文法字義那潛移默化的轉變，且已上升到危及中國學術風教存亡的高度（註：本段與下段引文，見【新定學務綱要】，載【東方雜誌】1年3期，99-100頁。）。
學部因此規定，『除化學家、製造家及一切專門之學，考有新物新法，因創為新字，自應各從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詞自不宜剿襲』。【綱要】特別強調指出，『日本各種名詞，其古雅確當者固多，然其與中國文字不宜者亦復不少。近日少年習氣，每喜於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衝突、運動等字，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閱者界說參差，於辦事亦多窒礙』（註：同樣，【綱要】又據外國成例來增強其說服力，指出『此類名詞在外國不過習俗沿用，並未嘗自以為精理要言』。而當時『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辭，凡用漢文者，皆極雅馴，仍系取材於中國經史子集之內，從未闌入此等字樣。可見外國文體界限本自分別，何得昧昧剿襲』。）。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