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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春秋 当年已有中国人虑及此意，赵启霖便提出，当时新学堂中“各种学科多用译本，学子操觚率尔，非特捃摭新词，竞相仿效；即文法句调，亦受病于无形”（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517页。）。对于没有“旧学根柢”且尚在学习怎样表述其思想观念的少年学子来说，新旧中西之“学”与其表述方式实际是共生并存，在修习新学的过程中自然而“无形”地学会了其“文法句调”，也就等于摒弃了过去那“精谐之文学”。陈独秀后来说各种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确有所见。在新旧对立之时，双方在相当程度上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对“捃摭新词”和仿效翻译教科书“文法句调”的流行做法都不能不进行反击。那时的教科书译本主要来自日本，许之衡所谓“效东瀛之文体”，即刘师培不承认其“为文”的“取法扶桑”，正是当时不少士人奋起抵制的一大倾向。
二 抵制东瀛文体
“东瀛文体”的一个重要特色即赵启霖所说的“捃摭新词”，而较多新词的出现大概始于制造局之译书，传教士和新式报刊也起了相当作用。樊增祥曾指出，“中国文字，自有申报馆而俗不可医；然犹不至于鹦鹉改言从H，猕猴换舞学高骊也。迨戊戌以后，此等丑怪字眼，始络绎堆积于报章之上。无知之物，承窍乞余，相沿相袭”（注：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课卷》，《樊山政书》卷6，25页。）。其实还不止报章，早在科举改试策论时，叶德辉就发现，“今日之试卷，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他并不欣赏所谓“时文”，盖许多不以八股文见长的“高才博学，坐是困于场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改试策论而满纸新名词，不过改变揣摩对象，“同一空谈”，其弊相等（注：叶德辉：《E园书札・与皮鹿门书》，《E园全书》汇印本，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12页。）。
当年新派讲学，同样要以新名词装点。戊戌年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便强调“讲学是孔门及汉、宋诸儒旧法，并非奇怪之事”。且“必先讲学，乃能开智；必先开智，乃能自强。此虽老生常谈，实是一定道理”。而“欲讲商学、农学、工学，亦宜先从我辈讲学起点”。皮氏乃不谙新学的经师，述“老生常谈”时已杂入“起点”这一新名词，颇能体现当日趋新者风气之一斑（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2辑，127页。）。
在叶德辉看来，这正是以胜负决文野的结果：“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本来中外既已兵戎相见，“非我族类，仇视宜然。独怪今之谈时务者，若祖若父，本中土之臣民；若子若孙，皆神明之嫡脉。而亦幸灾乐祸，人云亦云”。其议论撰文，“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实不啻东施效颦（注：叶德辉：《E园书札・答人书》，23页。）。
刘师培则认为，日本文体能盛行于中国也因中国文体先已衰落，他考近世“文学变迁之由，则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乃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徵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则又日流于奇诡”。近则“作文者多师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3年（约1907年）1期。）。
从吴汝纶、姚永概、马其昶、严复、林纾等桐城派先后“控制”京师大学堂的情形看，刘师培说那时“文学之衰”已“极”，恐怕不免带有以儒林人眼光看文苑之意味（这一观念因民国后欣赏魏晋文章的革命派控制北大而成为学界主流意识，迄今未衰），然经学家已有此不满说明戊戌后中国文体的显著变化也有其内因，则大致不错。不过促成这一变化的仍以外因为主，即叶德辉所说的因中国战败导致国人之文化自定位由文明变为野蛮。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甲午后中国读书人乃能化仇视而师敌国，蜂拥入日本游学，实中外历史上不多见之事（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51-54、267-270页。）。这些人的言论又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文风，如刘师培所见，“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问题在于，“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实为“中国文学之扼”（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3年1期。）。
到20世纪初年，东瀛文体与新名词已互为表里。前引《学务纲要》第12条正式提出，“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中国本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而“今日时势，更兼优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言不文则行不远本是古训，而与国家权力教化所及连在一起则为新知（注：尤其《纲要》乃官方文件，仍明确这是来自外国的观念以增强其立说之正当性，非常值得注意。），文体的重要自不言而喻。这样，“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以俱亡矣”。可见清中央学部早已关注文法字义那潜移默化的转变，且已上升到危及中国学术风教存亡的高度（注：本段与下段引文，见《新定学务纲要》，载《东方杂志》1年3期，99-100页。）。
学部因此规定，“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纲要》特别强调指出，“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注：同样，《纲要》又据外国成例来增强其说服力，指出“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而当时“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别，何得昧昧剿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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