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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家講壇 不過如此一來，則誠如曹聚仁所指出，『習常之目「國故」，殆與疇昔所謂「中學」、「國學」者同其內包外延』[64]。既然『國故』泛指的也是中國舊有的學術文化，那麼它與近代人們所普遍認為的『國學』豈不是沒有分別？
其實，章太炎在近代的『國學』概念已經被普遍接受的情況下，另外又提出『國故』一詞，無疑是別具其一番深意。綜觀章氏使用的『國故』一詞，除具有着『國學』的內涵外延之外，還蘊含了一層『繼絕存故』的言外之意。他在致吳承仕函中就說：『仆輩生於今世，獨欲任持國學，……今之詭言致用者，……其貪鄙無恥，大言鮮驗，且欲殘摧國故。』[65]這裏『國學』與『國故』二詞不惟並稱，涵義也各有所指。細加推敲，此處的『國學』一詞，主要是在學術研究的意義層面上，指那些作為具體研究內容的傳統文化；而『國故』一詞，則更多的是在文化傳承的意義層面上，意謂着作為中國文化根系所在的文化傳統。前者是傳統文化，後者是文化傳統，二者顯然有着具體與抽象、靜態與動態的分別[66]。很明顯，在章太炎的心目中，以『國故』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雖然是過往的，但是依舊流轉不絕，必須竭力予以維繫。所以，他所謂的『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方今國故衰微，……實惟先生是賴』，以及『以保國故是任』[67]等等，無不流露出這種強烈的憂患與拯救意識[68]。
但章太炎的這種苦心孤詣和弦外之音，未必能被新派人士理解與接受。如傅斯年後來就批評說：『國故一詞，本為習用，即國朝之掌故也。乃太炎盡改其舊義，大無謂也。』[69]至於其他新派人物即使認可『國故』一詞，可是在他們身上，章氏那種對『國故』的憂患與拯救意識已不復存在，相反卻填充進了更多的批判精神[70]。他們持論的根本立足點便是不僅將『故』釋為『過去』，而且還等同於『死亡』。胡適雖然直到晚年才吐露此意、為『故』正式附加了『死亡』的釋義，但他早年或許已有此念、只是尚存顧忌而未發。相形之下，一些受他影響的新派分子則遠比他激進。毛子水1919年就指出『國故是過去的已死的東西』，然而正如病人的死屍可以成為『病理學上的好材料』，『我們中國的國故，亦同這個死人一樣』有其用處；因此，在他看來，『研究國故，好像解剖屍體』[71]。錢玄同也認為：『研究中國的學術等於解剖屍體。』[72]他還辨析說：『過去的已經僵死腐爛的中國舊文化，可以稱它為「國故」（有人稱為「國學」，很有語病）。』[73]顯而易見，新派人士與章太炎對『國故』的理解可謂大相逕庭。不過儘管如此，『國故』與『國學』之間存在着顯著的區別，則是雙方都認同的。或許也正因此，傅斯年觀察到：『清末民初，人以國學二字為不妥，遂用國故』[74]。傅氏此言容有誇大，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知識界的某種傾向[75]。
三、『國故學』的肇端
如果說『國學』與『國故』二詞，一屬外來轉借、一屬古義引申；那麼，『國故學』則是近代國人的新造名詞。
第一次揭痢骯故學』概念的是毛子水。在1919年4月撰寫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一文中，他就提出：『古人的學術思想，是國故；我們現在研究古人的學術思想……這個學問，應該叫做「國故學」：他自己並不是國故，他的材料是國故。』[76]這一概念及其界定很快便被胡適所認可。他不僅隨即在【論國故學――答毛子水】一函中加以運用，而且還在後來發表的【發刊宣言】中對此重新做了一番詮釋，他說：『「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77]
毛子水、胡適此論甫出，立即在當時知識界激起了很大反響。一方面，大多論者肯定了二人所提出的『國故學』這一概念，尤其對他們關於『國故』與『國故學』二者關係的解說表示贊同。如吳文祺即指出：『中國過去的一切文化歷史，便是中國的國故』，『整理國故這種學門（疑為「問」之誤――引者按），就叫做國故學，國故是材料，國故學是一種科學。』[78]曹聚仁也說：『「國故」者，五千年間中華民族以文字表達之結晶思想也』，而『國故學者，記載此思想之生滅，分析此思想之性質，羅列此思想之表[達]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關係，以合理的、系統的、組織的方式述說之者也。簡言之，國故學者以「國故」為研究之對象，而以科學方法處理之，使成為一科學也』，故此，『「國故」與「國故學」，非同物而異名也，亦非可簡稱「國故學」為「國故」也。「國故」乃研究之對象，「國故學」則研究此對象之科學也』[79]。他並且還以章太炎【國故論衡】為例，批評其『僅能止於「有組織」，未可謂其有系統也』，由此來論證『吾國前此僅有「國故」未有「國故學」』[80]。很顯然，這些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張大了『國故學』一詞的影響。
與此同時，吳、曹二氏也對胡適所謂『省稱』的說法提出了批評。吳文祺就針砭說：『近人往往把國故學省稱為國學，於是便引起了許多可笑的誤會。――如老先生們以駢文、古文、詩詞、歌賦、對聯……等為國學，聽見人家談整理國故，他們便得意揚揚地大唱其國學復活的凱旋歌；而一般把學術看作時髦的裝飾品的新先生們，也在「和老先生們同一的國學觀念」之下，大聲疾呼地來反對國故學！――所以我們正名定義，應當稱為「國故學」，不應當稱為「國學」。』[81]曹聚仁也強調說：『「國學」，「中國[學]」，「古學」三者，與「國故」「國故學」各不相應』，並批評胡適將『國故學』省稱為『國學』，『斯言妄也，胡氏之說，殆遷就俗稱而為之曲解耳，抑知「國故」二字之重心在「故」，……去「故」而留「國」，則如呼「西瓜」之為「西」、「太陽」之為「太」，聞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為國故學，必當稱為「國故學」，決無可省之理』[82]。
另一方面，還有論者則根本反對『國故學』一詞。作為【國故學討論集】一書編者，許嘯天即曾明確表示：『中國莫說沒有一種有統系的學問，可憐，連那學問的名詞也還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鬧的什麼國故學、國學、國粹學，這種不合邏輯的名詞，還是等於沒有名詞。……我們中國的有國故學三字發見，正是宣告我們中國學術界程度的淺薄，知識的破產，而是一個毫無學問的國家。』[83]他還指斥：『「國故學」三個字，是一個極不徹底極無界限極浪漫極渾亂的假定名詞』。不過，他接着也承認：『我實在是羞死了，氣死了！所以在不知不覺中說了幾句過激的話。按到實在，這「國故學」三個字，還算是近來比較的頭腦清晰的人所發明的；有的稱「國學」，有的稱「舊學」，有的稱「國粹學」。』[84]與許氏的衝動相比而言，馬瀛的斟酌則較具理性，他指出：『顧「國故學」之「故」字，限於文獻，未能將固有學術包舉無遺，微嫌含義窄狹，故不如逕稱之曰「國學」為較宜。』[85]
然而，相較於胡適顯赫的學界地位及其所掌握的話語霸權，這些不同的意見畢竟顯得相當微弱。於是在20年代知識界，『國故學』一詞仍基本如胡適所詮釋與演繹，納入了『整理國故運動』的軌道並風行一時。
通過以上疏理可以看出，在清季民初，『國學』、『國故』、『國故學』三詞之間，既有不同涵義，卻又相互關聯。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國學』、『國故』均指中國過去舊有的學術文化，只是『國故』一詞相對帶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而『國故學』指的則是『整理國故』的學問，同時也往往被省稱為『國學』。這也就是說，近代所習稱的『國學』，有時是作為『國故學』的研究對象存在，有時則意味着『國故學』本身。明乎此，庶幾能為恰當闡釋『整理國故運動』預先做些鋪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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