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百家讲坛 不过如此一来，则诚如曹聚仁所指出，“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64]。既然“国故”泛指的也是中国旧有的学术文化，那么它与近代人们所普遍认为的“国学”岂不是没有分别？
其实，章太炎在近代的“国学”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另外又提出“国故”一词，无疑是别具其一番深意。综观章氏使用的“国故”一词，除具有着“国学”的内涵外延之外，还蕴含了一层“继绝存故”的言外之意。他在致吴承仕函中就说：“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今之诡言致用者，……其贪鄙无耻，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65]这里“国学”与“国故”二词不惟并称，涵义也各有所指。细加推敲，此处的“国学”一词，主要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层面上，指那些作为具体研究内容的传统文化；而“国故”一词，则更多的是在文化传承的意义层面上，意谓着作为中国文化根系所在的文化传统。前者是传统文化，后者是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着具体与抽象、静态与动态的分别[66]。很明显，在章太炎的心目中，以“国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是过往的，但是依旧流转不绝，必须竭力予以维系。所以，他所谓的“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方今国故衰微，……实惟先生是赖”，以及“以保国故是任”[67]等等，无不流露出这种强烈的忧患与拯救意识[68]。
但章太炎的这种苦心孤诣和弦外之音，未必能被新派人士理解与接受。如傅斯年后来就批评说：“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69]至于其他新派人物即使认可“国故”一词，可是在他们身上，章氏那种对“国故”的忧患与拯救意识已不复存在，相反却填充进了更多的批判精神[70]。他们持论的根本立足点便是不仅将“故”释为“过去”，而且还等同于“死亡”。胡适虽然直到晚年才吐露此意、为“故”正式附加了“死亡”的释义，但他早年或许已有此念、只是尚存顾忌而未发。相形之下，一些受他影响的新派分子则远比他激进。毛子水1919年就指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然而正如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我们中国的国故，亦同这个死人一样”有其用处；因此，在他看来，“研究国故，好像解剖尸体”[71]。钱玄同也认为：“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72]他还辨析说：“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可以称它为‘国故’（有人称为‘国学’，很有语病）。”[73]显而易见，新派人士与章太炎对“国故”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不过尽管如此，“国故”与“国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则是双方都认同的。或许也正因此，傅斯年观察到：“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74]。傅氏此言容有夸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倾向[75]。
三、“国故学”的肇端
如果说“国学”与“国故”二词，一属外来转借、一属古义引申；那么，“国故学”则是近代国人的新造名词。
第一次揭痢肮故学”概念的是毛子水。在1919年4月撰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他就提出：“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故，他的材料是国故。”[76]这一概念及其界定很快便被胡适所认可。他不仅随即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函中加以运用，而且还在后来发表的《发刊宣言》中对此重新做了一番诠释，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77]
毛子水、胡适此论甫出，立即在当时知识界激起了很大反响。一方面，大多论者肯定了二人所提出的“国故学”这一概念，尤其对他们关于“国故”与“国故学”二者关系的解说表示赞同。如吴文祺即指出：“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便是中国的国故”，“整理国故这种学门（疑为‘问’之误――引者按），就叫做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78]曹聚仁也说：“‘国故’者，五千年间中华民族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而“国故学者，记载此思想之生灭，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达]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述说之者也。简言之，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科学也”，故此，“‘国故’与‘国故学’，非同物而异名也，亦非可简称‘国故学’为‘国故’也。‘国故’乃研究之对象，‘国故学’则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也”[79]。他并且还以章太炎《国故论衡》为例，批评其“仅能止于‘有组织’，未可谓其有系统也”，由此来论证“吾国前此仅有‘国故’未有‘国故学’”[80]。很显然，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张大了“国故学”一词的影响。
与此同时，吴、曹二氏也对胡适所谓“省称”的说法提出了批评。吴文祺就针砭说：“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如老先生们以骈文、古文、诗词、歌赋、对联……等为国学，听见人家谈整理国故，他们便得意扬扬地大唱其国学复活的凯旋歌；而一般把学术看作时髦的装饰品的新先生们，也在‘和老先生们同一的国学观念’之下，大声疾呼地来反对国故学！――所以我们正名定义，应当称为‘国故学’，不应当称为‘国学’。”[81]曹聚仁也强调说：“‘国学’，‘中国[学]’，‘古学’三者，与‘国故’‘国故学’各不相应”，并批评胡适将“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之为‘西’、‘太阳’之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82]。
另一方面，还有论者则根本反对“国故学”一词。作为《国故学讨论集》一书编者，许啸天即曾明确表示：“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闹的什么国故学、国学、国粹学，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我们中国的有国故学三字发见，正是宣告我们中国学术界程度的浅薄，知识的破产，而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国家。”[83]他还指斥：“‘国故学’三个字，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不过，他接着也承认：“我实在是羞死了，气死了！所以在不知不觉中说了几句过激的话。按到实在，这‘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84]与许氏的冲动相比而言，马瀛的斟酌则较具理性，他指出：“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迳称之曰‘国学’为较宜。”[85]
然而，相较于胡适显赫的学界地位及其所掌握的话语霸权，这些不同的意见毕竟显得相当微弱。于是在20年代知识界，“国故学”一词仍基本如胡适所诠释与演绎，纳入了“整理国故运动”的轨道并风行一时。
通过以上疏理可以看出，在清季民初，“国学”、“国故”、“国故学”三词之间，既有不同涵义，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这也就是说，近代所习称的“国学”，有时是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庶几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