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統與治統孰有資格決定文化發展方向 從西文NBA入詞典說開

道統與治統之間羅厚立傳統中國政治的理想模式是『治教合一』，即在教化的基礎上實行治理，而兩者又相輔相成，不可或缺。如【禮記·中庸】所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從漢代賈誼說『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到近代張之洞說『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這一理想型政治的觀念一直延續下來，成爲士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真正的『治教合一』，一般認爲只有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三代』時曾經實現過，那是所謂『天下有道』的時代。在那之後，德與位難以兩全，實際的結構已是『治』與『教』分爲二統，由領有天下的君主與士人各司其職，分而治之，合而應付作爲象徵的理想。【新唐書·禮樂志】說得很明白：『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道統』與『治統』作爲專用名詞出現固然晚到南宋以後，但二統的分工早就非常明顯。西元五○二年，梁王蕭衍迫齊和帝禪位自代，琅邪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蕭衍大不以爲然地說：『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蕭衍的意思，當然是士大夫應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