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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聯合早報
在中國，自由派又可分為兩個主要的派別，一派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另一派是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市場原教旨主義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他們信奉市場，相信中國所有社會問題的存在的根源在於市場不到位，也相信一旦市場化，所存在的問題就能夠得到解決。第二，在實際政策層面，他們不分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提倡所有領域的市場化。第三，他們只相信效率，不顧分配，甚至仇視分配。
不過，自由派也同樣解釋不了很多問題。中國的很多社會秩序問題固然和市場化缺失或者市場化不足有關，但市場並不是解決社會秩序的唯一途徑。市場化在解決一些社會問題的同時也產生着其它無窮的問題。歷史地看，市場的發現改變了人類的經濟發展史，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莫大的動力。但同時，也為人類既有的社會秩序帶來巨大的挑戰。馬克思曾經把西方很多社會問題歸之於市場化。『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發現者和提倡者斯密也著【道德情操論】，強調道德情操在一個社會秩序形成過程中的至關重要性。在西方社會秩序尤其是道德體系發展過程中，宗教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為資本主義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條件，但資本主義的興起對宗教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產生了很負面的影響。隨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社會流動的增加，儘管宗教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秩序和道德資源，但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這並不是說，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社會秩序和道德資源。政府對社會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社會基礎，主要是通過對社會提供保護機制，例如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人們稱之為『公共財』(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務。社會保護機制極其重要，沒有有效的社會保護機制，西方社會秩序的轉型不可能。政治權力並非和社會秩序相悖。西方從早期原始資本主義發展到後來比較人性化的福利資本主義，這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這種轉型是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結果。
從今天美國和西方社會秩序和道德狀況看，市場化和社會秩序之間的緊張關係依然存在。例如從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可以理解為金融部門過度市場化的結果，或者說缺少政府對市場的規制的結果。金融危機對西方現存的中產階級社會秩序產生着非常負面影響。前段時間在西方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是西方的中產階級。金融資本主義所表現出來的過度投機性質對傳統西方道德（例如新教倫理）的負面影響更是巨大。
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既很難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問題，即市場化對社會秩序的負面影響，其所提出的市場化的主張在實際生活中毫無可操作性，也只不過是一種過度理想或者烏托邦罷了。
如果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信奉市場，那麼民主派信奉的是民主。在解釋和診斷社會問題時，民主派指向政治權力，認為是政治權力導致中國社會的衰落和解體。在民主派看來，政治制度是社會秩序衰落的關鍵。他們把中國很多社會問題視為是政治權威主義的結果，因此，他們提倡通過民主化來解決社會秩序重建問題。民主化的目標是制約政治權力，如果左派的樣本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麼民主派的樣本則是實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
雙方都在努力影響社會
應當看到，中國民主派和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派並沒有任何區別。在這些國家，一旦遇到問題，民主派首先總想到民主，以為民主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後發展中社會，人們往往把西方社會的政治發展史理解成為一部民主化的歷史，同時把一切美好的價值和民主聯繫起來，以為民主能夠幫助實現各種期望的價值。
不可否認，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貫穿近代西方歷史。正因為這樣，西方民主也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所學習。但是把所有好的價值和民主聯繫起來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體現的價值例如自治、分權和社會參與也體現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這些價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體現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說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動了西方的民主化過程。（在西方民主文獻中，這些其他制度被歸結為『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的制度安排實際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些價值，尤其是分權。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人們所追求的很多價值通過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實現的。當然，不能簡單地把『非民主政體』解讀成為『專制政體』。把人類政治史簡單地歸納為『民主』和『專制』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多制度安排是技術性的和中性的，並不能用『民主』和『專制』這樣的具有高度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概念來解釋的。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都需要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沒有這些制度安排，就成為不了（近）現代國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並非用民主政治所能解釋的。例如，很多西方學者發現，西方民族主權國家的形成和戰爭分不開，西方的工業、產業和商業組織文明是工業化的產物。即使在政治社會制度方面，近代國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經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來了。儘管人們不能低估民主化對這些制度的影響（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但很多制度的產生和民主化並沒有什麼有機的關聯。
反觀一些發展中國家，儘管也實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質極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腐敗、無秩序與暴力聯繫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來只是政治領域的秩序，但這些國家把民主的原則擴散和應用到社會、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各個領域，這一方面很容易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質成為問題。『民主可以用來解決所有社會問題，』這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無限天真的想法而已。
左派和自由（民主）派儘管體現為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兩個極端，但兩者之間在很多方面有驚人的共同特點。首先，兩者都來自西方，同樣解釋不了中國的現實。其次，兩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維方式，『非黑即白』。不難理解它們之間的『水火不相容』的狀態。再次，儘管兩者追求的目標不一樣，但都傾向於用同樣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目標，那就是激進化，甚至革命。也很顯然，兩者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千方百計佔據道德制高點，在此基礎上，把對方或者把各自的『異己者』妖魔化。雙方都具有濃厚的文化大革命時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過之而不及。
更應當看到，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與其說是知識話語，倒不如說是政策話語，雙方都在努力影響社會，影響政府的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會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結合。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一直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行的知識力量。左派這些年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很顯然，至少在一些地方，左派甚至是毛澤東主義非常流行，而文革方式的政治運動則成為左派黨政官員實施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左派也經常被既得利益所用。例如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呈現出高度政治化。既得利益使用的就是左派話語，把國企視為是社會主義的基石，把國企神聖化到不可改革的程度。
討論中國社會思想意識狀態也必須提及草根社會。在草根社會，總體的情況可用兩個字來形容，即『憤怒』，就是說這一階層的很多人對什麼都感到憤怒，也因此被視為是『憤青』。當然，草根社會的憤怒不僅僅存在於年輕人中間，也存在於年長者群體之中。因為是憤怒而非理性，這個群體中的很多人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或者激進思潮所利用，大都也傾向於成為自覺或者被動的犧牲品。
知識群體圍繞着權力或利益轉
憤怒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只是規模和程度的問題。中國處於轉型期間，社會問題頻發，社會憤怒遠較其他社會，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說來，因為處於憤怒之中，人們就很容易忘掉了自我，忘掉了自己的利益。也因為憤怒，人們就缺少現實感，幻想着一個理想的世界，幻想着一個天堂。而上面所討論的左派或者自由派所構建的烏托邦恰恰滿足了處於憤怒之中的人們的心理，他們各自選擇了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天堂』，加入了或者左派陣營，或者自由派陣營，並搖旗吶喊。
草根的這種局面會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裏會持續下去，給中國社會變化既帶來動力，也注入很大的不確定性。不過，也應當看到草根階層中的理性希望。這個群體中，很多人在繼續憤怒，但也有少數一些人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憤怒之後開始產生理性。而這些人正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從知識的生產來說，有關中國的知識很少可能來自目前的高校和研究機構中那些處於思想『被殖民』狀態下的思想家和理論家，而更有可能來自這個草根群體。顧名思義，草根群體生長於中國社會的底層，體驗和了解着一個真實的中國社會。儘管他們也受『左派』和『自由派』教義的影響，但是一旦當他們意識到這些外來的東西並不能解釋中國，更不能改造中國之後，他們拒絕思想的『被殖民』。他們於是開始對中國社會的現實作理性的思考，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
中產階層可以說是中國的沉默的少數。說其是少數，因為這個階層的規模並不是很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出現中產階層。到目前為止，中產階層主要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家和各類專業人士。政府公務員群體非常龐大，他們是一般的社會管理者，應當和前面所提的統治階層有所區分。應當指出的是，這個群體主要是消費者，而非生產者。中產階層的主體是不同發展階段產生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歐美工業化進程中最大的中產階層群體來自最初的工薪階層，隨着技術的發展和工資的提高，他們轉型成為中產階層。但在中國，至少到目前為止，工人階級還沒有轉型成為中產階層。
從思想意識來說，中國的中產階層到現在為止還只是一個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一方面，他們自己還沒有能力生產自己階層所需要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為他們說話或者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生產者。中國目前的知識群體要不是圍繞着權力轉，即權力知識分子，要不圍繞着利益轉，即利益知識分子。無論是左派知識分子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處於這種狀態。
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生產者，但又不能接受左派或者自由派，他們因此在知識層面深感不安。他們不知道中國社會的未來會怎樣，他們自己的未來會怎樣？但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他們的生存環境有問題。例如他們的經濟地位非常脆弱，因為缺失有效的社會保障機制，教育、住房和生病都能夠輕易改變他們的經濟地位，作為今天的中產階層或許明天就會淪落為貧窮階層。因此，他們對自己的現狀感到恐懼。
因為恐懼，他們也會憤怒。但是，和憤青不一樣，這個階層的很多人，尤其是上層中產階層往往選擇『退出』中國社會。在任何社會，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階層基礎，他們最懼怕社會的不穩定。在今天的中國，在中產階層的眼裏，各種因素都在促成社會的激進化，無論是官方的『沉默』政策，左派和自由派的激進思潮，還是社會的憤怒化。這些年來，隨着社會的激進化，中國社會有兩個群體在移民海外，一個是高端知識群體，一個是財富群體。這兩個群體可以說中國社會的中上階層。
知識分子不僅生產知識，而且也應用其知識來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正因為這樣，知識包含責任，生產知識的知識分子應當承擔起知識的責任。否則，不僅不能促成社會的進步，反而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這方面，在中外歷史上，人類已經具有足夠的經驗教訓了。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要在中國社會進步方面扮演一個正面的角色，首先就應當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歷史教訓，搞清楚自己應當承擔什麼樣的知識責任。
本文是作者『知識、力量與責任：中國的知識群體向何處去？』研究報告節選的第二部分。 【聯合早報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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