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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宋朝的时候，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么“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的，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么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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