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考古網 2012年7月12日，『2012文明探源公眾考古論壇』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舉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22位專家向與會的300餘名聽眾就相關的23個問題做了階段性成果介紹，來自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10多家媒體代表參加了此次論壇。
論壇首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長介紹了文明探源工程的意義和十年來的主要成果。他指出主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承擔，國內外數十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數百名學者參加的探源工程於2002年由科技部立項，為中華五千年文明追根溯源，探討文獻記載的我國第一個王朝――夏代形成的背景、原因及過程。探源十年，包括考古學、歷史文獻學、天文學、古文字學、體質人類學、科學測年、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冶金史、化學成分分析、古人類食譜、遙感、科技史、計算機科學在內的多個學科聯合攻關，對中華文明起源的年代、環境、經濟技術發展狀況、社會結構、精神文化狀況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對各區域間的文化互動和以中原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和機制有了總體性的認識。十年探源路表明，中華五千年文明並非妄言。
接下來，來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劉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努和許宏分別對探源工程有着重要影響的三個大遺址――良渚、陶寺和二裏頭遺址進行了介紹。
良渚文化距今5200―4300年，主要分佈於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發現有隨葬玉禮器的高等級貴族墓葬和數以千計的精美玉器，多件玉器上刻有良渚神徽。2007年發現了用石頭和黃土夯築城牆、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同時期面積最大的城址。城內發現有夯土台、祭壇和貴族墓地，城外發現有水稻田和防洪水利工程。良渚文化可能在經歷了洪水後衰落，其部分文化特徵被其他文化所繼承，並且最終融入到中華文化中去，體現了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
何努研究員以考古學家的想像力為大家勾勒了陶寺遺址的社會變遷。陶寺遺址位於山西臨汾盆地，距今4300―3900年，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可以說是三個發展階段，早期發展，中期興盛，晚期衰落。陶寺早期發現有夯土城牆、隨葬精美玉石漆器的墓葬；陶寺中期的發現最為豐富，有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城牆、大型宮殿基址、墓地、天文觀象台，並且中期城牆內已經有了功能區的劃分，如宮殿區、貴族居住區、貧民居住區、手工業作坊區；陶寺晚期，城牆被毀、宮殿被拆、王陵被搗，這一切意味着陶寺晚期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動。臨汾盆地的考古調查表明，陶寺遺址群內可以分為五級聚落，相當於都城―邑―鄉鎮―村的四層等級化的社會組織。這些發現表明陶寺已經具有了都邑的功能，陶寺可能是最初的中國―地中之都，堯都平陽。
許宏研究員總結了二裏頭的發現。二裏頭位於河南偃師，處於是東西文化交匯之地，出現於中華文化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時期。粟作農業和稻作農業在此交匯，人口在此時期也空前增多。二裏頭的城址雖然龐大複雜，但經過精心規劃，已經有了道路和功能分區，出現宮城和呈中軸佈局的宮殿建築，還有大型圍垣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另外二裏頭還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石和青銅器，還有綠松石鑲嵌的龍。二裏頭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吸收來自周邊的先進因素，之後便以自己強大的競爭力，通過資源控制等方式影響着周邊地區文化的發展，成為最早的中國。
之後，來自全國五個考古學文化區的學者分別介紹了近年來在這些地區發現的八處重要遺址，包括江浙文化區的東山村遺址、長江中游區的凌家灘遺址和石家河遺址、長江上游區的寶墩遺址、中原文化區的西坡遺址和楊官寨遺址、燕遼文化區的牛河梁遺址和興隆溝遺址。
來自南京博物院的林留根研究員介紹了位於江蘇張家港的東山村遺址。該遺址發現於1989年，年代大約為距今5800―5500年，屬於崧澤文化時期。2008―2010年間的兩次發掘揭露了崧澤文化時期的聚落，發現崧澤文化時期的大房址、小型墓和大型墓區。大型墓內隨葬大量陶、石、玉器，還有鉞和大口缸等禮器，小型墓內隨葬品寥寥無幾。這些發現顛覆了以往學界認為崧澤文化時期是平等社會的認識，證明至少在距今5800年前後，社會已由明顯的貧富分化，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並且可能已經產生初期的王權。他進一步提出，在中國古代文明演進過程中，率先開始社會重大轉型的不是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帶，也不是內蒙古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地區，而是崧澤文化所在的長江下游地區。
來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吳衛紅研究員介紹了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凌家灘遺址發現於1985年，距今約5600―5300年，以出土大量玉石器的大墓為主要特徵，一個大墓中甚至出土300餘件玉石器，這些玉石器包括各種器物、兵器和裝飾品。這些玉石器用不同的石料做成，使用了包括切割、打磨、減地、陰刻、鏤雕、鑽孔、拋光等多項工藝製作而成，現在琢玉所使用的技術，絕大多數在凌家灘都已出現。這些形態、質地不同的『石頭』，日常使用的並不多，多數是禮器。它們被放在墓主人四周，很有規律。不同的墓葬使用的『石頭』數量、種類都不同。它們既有『通靈』的作用，也反映了社會分化和等級制度已開始出現。凌家灘的玉鉞文化也為中原地區文明的形成注入了新的因素。
來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孟華平研究員通過石家河遺址的興衰講述了長江中游地區的文明化進程。石家河遺址位於湖北天門，整個遺址群距今約6500―4000年左右。距今約5000―4200年的石家河古城是這一聚落群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當時聚落群的中心。石家河聚落群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石家河古城的萌芽期、形成期、鼎盛期和衰落期。鼎盛時期的石家河古城是長江中游地區最大的城址，城內有高級居住區、祭祀區和高等級墓葬區，還有生產紅陶杯的制陶作坊區；城外也可能有專業的制陶作坊。當時特權階層已經出現，手工業已經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出現了最初的城鄉分野。石家河古城是當時長江中游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已經具有了類似『國之都』的地位，處於早期文明的初級階段。石家河古城衰落後，長江流域融入了更大的以中原文化為核心的華夏文明圈。
來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錕宇通過寶墩文化講述了長江上游三星堆文明的形成之路。寶墩古城位於四川新津，面積約276萬平方米，發現於1995年，距今約4500―3700年。古城內發現有大型房址和其他單間及雙室套間的『竹骨泥牆』房址。寶墩古城周圍5公裏的範圍內密集分佈着面積較小的聚落，表明了寶墩古城的中心地位。寶墩古城的居民最初來自岷江上游的距今約5000年的營盤山文化，他們為寶墩帶來了粟作農業，並將豬、狗和黃牛的飼養技術帶到了寶墩；距今4500年時，來自長江中游的水稻種植技術傳到寶墩，因此稻作農業和粟作農業同時在寶墩存在；距今3700年時，二裏頭文化進入成都平原，為成都平原帶來了青銅冶鑄和制玉技術，寶墩文化衰落，三星堆文化形成。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偉研究員通過介紹西坡遺址的墓葬為我們勾勒了公元前3300年左右黃河中游地區的社會狀況。西坡遺址位於河南靈寶，是鑄鼎原周圍地區的次級中心聚落，發現有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的墓地和面積達24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通過解剖房址，認識了當時大型房址的建造方式。西坡墓地的大墓中發現有玉石器和彩繪陶器，還有蓋板及其上的紡織品痕跡，顯示了墓葬的奢華。其中一個墓葬的填泥中發現有蘆葦、棗、野茉莉等植物印痕，這種在泥裏加入葉子的行為可能是一種有意識的活動，一是起到加固封泥的作用，二是可能有着特殊的用意。西坡遺址的發現進一步說明了公元前3300年時黃河中游與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一起處於一個文化大繁榮時期。
來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馬明志研究員介紹了楊官寨遺址的發現。楊官寨遺址位於陝西高陵縣，發現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的環壕和在遺址南區和北區密集分佈的房址、陶窯和灰坑，在遺址中南部還發現廟底溝時期的瓮棺葬。灰坑內出土大量的可以復原的陶器，有的灰坑內的陶器甚至成層分佈。這些房址和陶窯密集分佈的地區可能是此聚落的手工業作坊區，當時的陶器已經開始專業化生產。手工業作坊區和大量陶器的發現為進一步探討廟底溝時期的制陶技術、手工業生產模式和社會組織情況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來自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來柱研究員通過牛河梁墓地和田家溝墓地的介紹講述了紅山文化時期社會階層的分化。牛河梁墓地的等級高，每個墓地都出土有高等級的馬蹄形玉器，規模大，壇―廟―冢三位一體，單體墓地面積多在一千平方米左右，墓地內規劃有序。牛河梁墓地基本為墓上封石的積石冢。牛河梁墓葬中玉人的出土表明牛河梁社會為神權社會。而田家溝墓地是中下等級貴族的墓地，單體墓地面積300―600平方米，規劃有序。墓葬有在生土、墊土和積石三個活動面上營建墓葬的情況，田家溝的積石冢墓是墓上積石，石上建墓，並且多為夫妻合葬的家族墓地。牛河梁和田家溝墓地的差異反應了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階層的分化。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劉國祥研究員介紹了內蒙古興隆溝遺址最新發現的整身陶人及其發現經過。此陶人在經過精心拼對後於2012年7月6日復原，是繼紅山文化女神頭像和玉人後的又一人物像的發現，其造型和表情對於研究紅山文化的內涵有着重要意義。
當天下午，考古學和來自其他不同領域的專家們還從不同的角度對探源工程在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介紹。
來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吳小紅教授介紹了探源工程中的年代學研究。探源工程主要從47個遺址中採集了1170個不同類型的樣品進行年代學研究。研究對公元前3500―2000年間七個文化區的文化進行了年代學的規整，其中一個結論具有顛覆性。這個結論認為，以往大家認為龍山時代和良渚文化之間的年代差距並不很大，但此次研究表明，龍山時代開始於良渚文化結束之後。探源工程還主要對中原地區不同區域內的文化做了年代研究，得出二裏頭早期文化始於約公元前1715年。藉助夏商周斷代工程公佈的夏的開始紀年（2070BC）可以發現，目前中原地區發現的遺址中還沒有能夠與夏代直接銜接的遺址，因此，對於文明的年代研究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來自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的莫多聞教授為大家介紹了古代環境和文明起源的關係。文明起源同全新世冰後期暖濕氣候的降臨相伴隨。距今1萬年前後，氣候逐漸變暖，各地區新石器文化陸續興起；距今8000年前後，進入大暖期氣候，各地出現了較為發達的新石器文化；到距今6000年前後，各地先後開始了文明化進程。各地區新石器文化興起的早晚、新石器文化的持續發展過程和發達水平，均同當地的自然環境條件密切相關。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地區由適宜的氣溫、降水和多樣的地貌和土地資源等條件，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強，為農業發展提供了適宜條件，到新石器文化後期，先後開始了文明化進程，因而成為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主要地區。而西北地區、青藏高原、東北北部、華南等地區的環境特點不利於新石器文化的發展，是文明起源較晚的地區。
來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李水城教授為大家介紹了鹽業考古的實踐與成果。鹽業考古在英、法等國出現於19世紀中葉，在日本開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我國開始較晚，在八十年代後。我國鹽資源豐富，主要有海鹽、池鹽、井鹽、岩鹽，另外還有土鹽、膏鹽。中國鹽業考古實踐主要在三峽地區和魯北的萊州灣。三峽地區發現先秦時期至歷史時期的製鹽遺址，三峽境內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及城鎮的形成均有賴於當地製鹽產業和相關的商貿活動。魯北萊州灣的鹽業考古重建了商周以來魯北地區的製鹽史，了解了當時的專業化生產及製鹽產業內部的生產組織。對於研究商周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以及中原王朝和東夷的關係具有重要價值，對上古及三代歷史、文化、政治、經濟、貿易、軍事和鹽政等諸多方面的研究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趙志軍研究員以『五穀豐登』為題介紹了農業考古與文明起源。農業的出現表明人類開始擁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史書上所說的五穀包括黍（糜子）、粟、麥、稻、菽（大豆）。趙志軍研究員的團隊在全國六大文化區內距今5500―3500年的遺址上共採集浮選土樣682份，土量6000餘升，浮選出各種植物種子數十萬餘粒，包括穀子、糜子、水稻、大豆、小麥、大麻等。通過對農作物遺存的科學量化分析，總結了各文化區的農業特點。遼西地區和西北地區是典型北方旱作農業傳統，以小米為主，少量大豆或小麥。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典型南方稻作農業傳統，單一水稻種植；黃河下游地區為稻旱混作農業生產特點，小米和水稻並重；中原地區為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五穀豐登』。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具有能夠充分利用自然條件，提高農業生產整體水平；有效應對各種自然災害；增加植物多樣性，有利於優良品種改良等優越性，因而為中原地區農業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成為華夏文明形成的必要條件。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研究員以『四畜興旺』為題介紹了動物考古與文明起源。這裏所說的四畜包括豬、狗、黃牛和綿羊。公元前3500年以來，黃河流域繼承了以前獲取肉食以家養動物為主的傳統，家養動物中以家豬為主；公元前3000多年以來，黃河流域發現了黃牛和綿羊等新的家養動物，它們的數量逐漸增多；綿羊和黃牛成為家畜的動因可能是因為文化傳播的結果，基因研究的結果證明存在西亞的種屬；家養黃牛和綿羊的出現在宗教祭祀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成為區分等級身份的重要標誌；家養動物的多樣化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都與社會複雜化的進程相關；長江流域獲取肉食的方式延續了以漁獵為主的傳統，在良渚文化的時間段裏變成以家養動物為主，但是良渚文化以後又變為以漁獵為主。
來自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李延祥研究員介紹了冶金考古與文明起源。青銅器的出現是文明一個要素，青銅器的生產從採礦、冶煉到合金、鑄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它的運行需要一個管理組織機構，體現了社會組織結構的複雜性。通過對中原二裏頭文化、遼西夏家店下層文化、西北齊家文化、四壩文化及商周青銅器的成分分析，和對晉南、關中、河西、新疆地區銅礦資源的考古調查，對銅礦的開採利用有了一定認識:採礦、冶煉遺址分離，採礦在山，冶煉近水，二者距離可能相當遠，河流是連接二者的重要通道。對各地冶金業的產業格局也有了一定了解:中原的晉南冶金遺址呈現分級現象。一般冶煉遺址僅冶煉純銅，只有在垣曲商城、東下馮遺址才出現青銅鑄造遺址。目前僅初步探明銅的產業鏈，銅的產業鏈與錫鉛產業鏈只在最高級的二裏頭遺址和次高級的東下馮等遺址才能連接在一起；遼西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有資源方面的優越性，但未能出現冶金遺址的分級，所見多處遺址內涵相同，無等級差別；河西地區各遺址出現錫砷等資源直接與煉銅遺址相結合的現象，同樣沒能出現明顯的分級。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鄧聰先生介紹了古代兩種制玉技術，繩帶傳動切割和轆轤管鑽切割。世界上最早的繩帶傳動切割技術是砂繩切割，即用繩子做解玉砂載體，往復運動，切割玉器，用於玉器開料和細部加工。通過對內蒙古興隆窪遺址、興隆溝遺址、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山東大汶口遺址出土玉器的觀察和實驗研究，指出在中從東北到華南的大範圍面積內存在着砂繩切割技術。而另外一種轆轤管鑽技術則在全東亞地區都存在，澳門黑沙新石器時代遺址就發現轆轤管鑽的軸承器。
來自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的魯曉珂研究員介紹了陶器研究和文明起源。他通過研究來自山西、陝西、河南、山東四地區仰韶、龍山和二裏頭文化時期9個遺址的470餘件一般陶器進行了礦物和成分分析，認為這些地區古代制陶取土的時候主要是採集粘性大、鈣含量低的古土壤，也可能混進一些高鈣的黃土。而一些特殊陶器，如陶寺帶陶衣的陶器和二裏頭的硃砂塗紅白陶可能服務於社會特殊階層，是社會複雜化的體現。而各地陶器成分的比較可以看出，不同地區文化間存在一定的交流，如良渚和廣富林陶器中都摻合了加工玉器產生的廢料碎屑；陶寺陶器上的黑色指紋和山東桐林黑皮陶類似，為黑皮陶研究提供了除滲碳工藝之外的新思路；而在二裏頭的原始瓷中存在一部分南方因素。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張雪蓮研究員介紹了通過人骨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了解古人類的食物狀況的研究。碳十三分析可以告訴我們其主食狀況，氮十五分析反映的是肉類的食用程度、營養級的高低。將分析結果同遺址背景分析相結合可以區分出樣品出自農業區、牧區、或河海邊。目前這項研究測定了來自從距今8000年到3000多年的16個遺址的人骨中的碳氮同位素值，發現不同地區的食物狀況不同，如距今8000年的內蒙興隆窪遺址人和距今3000年安陽殷墟人以粟或黍為主食；距今6000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人以稻類為主食。而通過對河南西坡靈寶不同規格墓葬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則可以看出墓葬等級高的人骨中的15N的數值明顯要高，因此他們攝取的肉食應該會比較多，C4的比值較低，說明他們的主食相對多樣化。因此規格高的墓葬主人生前的食物的營養狀況明顯比一般墓葬的要好。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趙春燕研究員介紹了對二裏頭遺址貴族居住區出土的古代人類遺骸的鍶同位素比值的檢測結果：二裏頭文化時期的人口遷移比例高達38.9%（國家統計局數據，北京市2010年流動人口比例是35.9%）；而二裏崗上層文化時期遷移比例僅為20%；明顯減少。說明二裏頭遺址古人類的遷移比例在遺址的不同文化時期是有變化的。這項研究結果的重要意義在於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傳統的研究方法都是通過對遺物的流通和傳播途徑的追尋來推測可能存在的人群的遷徙。而鍶同位素分析技術通過對出土人類遺骸的鍶同位素比值的測定，可以直接確定古代人群在不同地理區域間的移動。因此，這項研究結果也被權威專家評價為：『在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實用意義，在同位素考古研究領域內達到了國際水平，在國內居於領先水平。』
來自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的聶躍平研究員介紹了遙感技術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應用。遺蹟與周圍環境的差異導致輻射電磁波波譜特性時空分佈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會反應在遙感影像上，形成不同色調及圖案。遙感就是根據這些影像的色調、圖案及其分佈規律，來判斷遺址遺蹟的波譜特徵，從而確定遺蹟的屬性。遙感技術在文明探源研究中主要是提供航片與遙感數據支持，並對重點研究區域開展聚落佈局、地下淺層遺址遙感探測、考古要素時空分佈與古環境分析等研究。在良渚、陶寺等遺址中應用已經證實了遙感技術在考古中應用的可靠性。目前已將多種遙感技術應用到遺址預測上。如結合環境的變化，遙感預測良渚在晚期因為河流改道致使遺址被淹。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努研究員介紹了中華文明起源中的精神文明探索研究。他定義『精神文明』 是文明社會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是國家社會精神文化的總和；精神文化是指個體、群體和社會所有精神活動及其成果的總稱，是人類在實踐中創造的各種思想觀念和精神產品的總和，包括宗教觀、社會觀、自然觀等。他用良渚文化的玉器和早期信仰的研究、長江流域疑似天文遺存的考察研究、中國早期宮室制度的研究和史前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來說明史前的精神文明世界。良渚文化的紋飾有着同源性，紋飾的使用與器形有關，紋飾的使用反應了良渚社會的信仰，而良渚玉琮上一些紋飾的消失則反映了良渚信仰體系的崩潰；長江流域疑似天文遺存的觀察為四方四時相對應的觀念、五行化的宇宙觀以及敬天宗天的政治觀念找到了源頭；中國早期的密閉式院落佈局反映了政治決策的隱秘和排他性，以及宗教祭祀的壟斷性，中軸對稱格局反映了權力中心的秩序性和威儀感，不同規模和結構的建築共存，反映了統治機構和管理流程的複雜化；史前廟底溝文化的彩陶則反映了藝術心裏學的精髓――秩序感。
最後來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趙輝院長對此次論壇做了總結。他指出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探源工程十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使我們對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1500年的社會有了多方位立體的認識，對中華文明產生的源頭和動力有了深入的了解，但目前取得的這些只是一個階段性成果，其中有些問題仍需探索，有些成果仍需進一步的工作證實。感謝社會各界對探源工程的支持，相信在大家的監督和鼓勵下，探源工程今後會取得更大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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