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考古网 2012年7月12日，“2012文明探源公众考古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22位专家向与会的300余名听众就相关的23个问题做了阶段性成果介绍，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10多家媒体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介绍了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和十年来的主要成果。他指出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承担，国内外数十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数百名学者参加的探源工程于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追根溯源，探讨文献记载的我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形成的背景、原因及过程。探源十年，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遥感、科技史、计算机科学在内的多个学科联合攻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年代、环境、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状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和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和机制有了总体性的认识。十年探源路表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妄言。
接下来，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刘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努和许宏分别对探源工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三个大遗址――良渚、陶寺和二里头遗址进行了介绍。
良渚文化距今5200―4300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发现有随葬玉礼器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和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多件玉器上刻有良渚神徽。2007年发现了用石头和黄土夯筑城墙、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面积最大的城址。城内发现有夯土台、祭坛和贵族墓地，城外发现有水稻田和防洪水利工程。良渚文化可能在经历了洪水后衰落，其部分文化特征被其他文化所继承，并且最终融入到中华文化中去，体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何努研究员以考古学家的想象力为大家勾勒了陶寺遗址的社会变迁。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盆地，距今4300―3900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可以说是三个发展阶段，早期发展，中期兴盛，晚期衰落。陶寺早期发现有夯土城墙、随葬精美玉石漆器的墓葬；陶寺中期的发现最为丰富，有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城墙、大型宫殿基址、墓地、天文观象台，并且中期城墙内已经有了功能区的划分，如宫殿区、贵族居住区、贫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陶寺晚期，城墙被毁、宫殿被拆、王陵被捣，这一切意味着陶寺晚期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临汾盆地的考古调查表明，陶寺遗址群内可以分为五级聚落，相当于都城―邑―乡镇―村的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这些发现表明陶寺已经具有了都邑的功能，陶寺可能是最初的中国―地中之都，尧都平阳。
许宏研究员总结了二里头的发现。二里头位于河南偃师，处于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出现于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时期。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在此交汇，人口在此时期也空前增多。二里头的城址虽然庞大复杂，但经过精心规划，已经有了道路和功能分区，出现宫城和呈中轴布局的宫殿建筑，还有大型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另外二里头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石和青铜器，还有绿松石镶嵌的龙。二里头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收来自周边的先进因素，之后便以自己强大的竞争力，通过资源控制等方式影响着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成为最早的中国。
之后，来自全国五个考古学文化区的学者分别介绍了近年来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八处重要遗址，包括江浙文化区的东山村遗址、长江中游区的凌家滩遗址和石家河遗址、长江上游区的宝墩遗址、中原文化区的西坡遗址和杨官寨遗址、燕辽文化区的牛河梁遗址和兴隆沟遗址。
来自南京博物院的林留根研究员介绍了位于江苏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9年，年代大约为距今5800―5500年，属于崧泽文化时期。2008―2010年间的两次发掘揭露了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发现崧泽文化时期的大房址、小型墓和大型墓区。大型墓内随葬大量陶、石、玉器，还有钺和大口缸等礼器，小型墓内随葬品寥寥无几。这些发现颠覆了以往学界认为崧泽文化时期是平等社会的认识，证明至少在距今5800年前后，社会已由明显的贫富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并且可能已经产生初期的王权。他进一步提出，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率先开始社会重大转型的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带，也不是内蒙古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而是崧泽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
来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吴卫红研究员介绍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凌家滩遗址发现于1985年，距今约5600―5300年，以出土大量玉石器的大墓为主要特征，一个大墓中甚至出土300余件玉石器，这些玉石器包括各种器物、兵器和装饰品。这些玉石器用不同的石料做成，使用了包括切割、打磨、减地、阴刻、镂雕、钻孔、抛光等多项工艺制作而成，现在琢玉所使用的技术，绝大多数在凌家滩都已出现。这些形态、质地不同的“石头”，日常使用的并不多，多数是礼器。它们被放在墓主人四周，很有规律。不同的墓葬使用的“石头”数量、种类都不同。它们既有“通灵”的作用，也反映了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已开始出现。凌家滩的玉钺文化也为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注入了新的因素。
来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孟华平研究员通过石家河遗址的兴衰讲述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天门，整个遗址群距今约6500―4000年左右。距今约5000―4200年的石家河古城是这一聚落群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当时聚落群的中心。石家河聚落群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石家河古城的萌芽期、形成期、鼎盛期和衰落期。鼎盛时期的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城址，城内有高级居住区、祭祀区和高等级墓葬区，还有生产红陶杯的制陶作坊区；城外也可能有专业的制陶作坊。当时特权阶层已经出现，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石家河古城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已经具有了类似“国之都”的地位，处于早期文明的初级阶段。石家河古城衰落后，长江流域融入了更大的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圈。
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锟宇通过宝墩文化讲述了长江上游三星堆文明的形成之路。宝墩古城位于四川新津，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发现于1995年，距今约4500―3700年。古城内发现有大型房址和其他单间及双室套间的“竹骨泥墙”房址。宝墩古城周围5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面积较小的聚落，表明了宝墩古城的中心地位。宝墩古城的居民最初来自岷江上游的距今约5000年的营盘山文化，他们为宝墩带来了粟作农业，并将猪、狗和黄牛的饲养技术带到了宝墩；距今4500年时，来自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到宝墩，因此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同时在宝墩存在；距今3700年时，二里头文化进入成都平原，为成都平原带来了青铜冶铸和制玉技术，宝墩文化衰落，三星堆文化形成。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伟研究员通过介绍西坡遗址的墓葬为我们勾勒了公元前3300年左右黄河中游地区的社会状况。西坡遗址位于河南灵宝，是铸鼎原周围地区的次级中心聚落，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墓地和面积达24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通过解剖房址，认识了当时大型房址的建造方式。西坡墓地的大墓中发现有玉石器和彩绘陶器，还有盖板及其上的纺织品痕迹，显示了墓葬的奢华。其中一个墓葬的填泥中发现有芦苇、枣、野茉莉等植物印痕，这种在泥里加入叶子的行为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一是起到加固封泥的作用，二是可能有着特殊的用意。西坡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公元前3300年时黄河中游与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一起处于一个文化大繁荣时期。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明志研究员介绍了杨官寨遗址的发现。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高陵县，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环壕和在遗址南区和北区密集分布的房址、陶窑和灰坑，在遗址中南部还发现庙底沟时期的瓮棺葬。灰坑内出土大量的可以复原的陶器，有的灰坑内的陶器甚至成层分布。这些房址和陶窑密集分布的地区可能是此聚落的手工业作坊区，当时的陶器已经开始专业化生产。手工业作坊区和大量陶器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庙底沟时期的制陶技术、手工业生产模式和社会组织情况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来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来柱研究员通过牛河梁墓地和田家沟墓地的介绍讲述了红山文化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牛河梁墓地的等级高，每个墓地都出土有高等级的马蹄形玉器，规模大，坛―庙―冢三位一体，单体墓地面积多在一千平方米左右，墓地内规划有序。牛河梁墓地基本为墓上封石的积石冢。牛河梁墓葬中玉人的出土表明牛河梁社会为神权社会。而田家沟墓地是中下等级贵族的墓地，单体墓地面积300―600平方米，规划有序。墓葬有在生土、垫土和积石三个活动面上营建墓葬的情况，田家沟的积石冢墓是墓上积石，石上建墓，并且多为夫妻合葬的家族墓地。牛河梁和田家沟墓地的差异反应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阶层的分化。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国祥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兴隆沟遗址最新发现的整身陶人及其发现经过。此陶人在经过精心拼对后于2012年7月6日复原，是继红山文化女神头像和玉人后的又一人物像的发现，其造型和表情对于研究红山文化的内涵有着重要意义。
当天下午，考古学和来自其他不同领域的专家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对探源工程在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吴小红教授介绍了探源工程中的年代学研究。探源工程主要从47个遗址中采集了1170个不同类型的样品进行年代学研究。研究对公元前3500―2000年间七个文化区的文化进行了年代学的规整，其中一个结论具有颠覆性。这个结论认为，以往大家认为龙山时代和良渚文化之间的年代差距并不很大，但此次研究表明，龙山时代开始于良渚文化结束之后。探源工程还主要对中原地区不同区域内的文化做了年代研究，得出二里头早期文化始于约公元前1715年。借助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的开始纪年（2070BC）可以发现，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遗址中还没有能够与夏代直接衔接的遗址，因此，对于文明的年代研究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自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莫多闻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古代环境和文明起源的关系。文明起源同全新世冰后期暖湿气候的降临相伴随。距今1万年前后，气候逐渐变暖，各地区新石器文化陆续兴起；距今8000年前后，进入大暖期气候，各地出现了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到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先后开始了文明化进程。各地区新石器文化兴起的早晚、新石器文化的持续发展过程和发达水平，均同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密切相关。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地区由适宜的气温、降水和多样的地貌和土地资源等条件，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适宜条件，到新石器文化后期，先后开始了文明化进程，因而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主要地区。而西北地区、青藏高原、东北北部、华南等地区的环境特点不利于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是文明起源较晚的地区。
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水城教授为大家介绍了盐业考古的实践与成果。盐业考古在英、法等国出现于19世纪中叶，在日本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开始较晚，在八十年代后。我国盐资源丰富，主要有海盐、池盐、井盐、岩盐，另外还有土盐、膏盐。中国盐业考古实践主要在三峡地区和鲁北的莱州湾。三峡地区发现先秦时期至历史时期的制盐遗址，三峡境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城镇的形成均有赖于当地制盐产业和相关的商贸活动。鲁北莱州湾的盐业考古重建了商周以来鲁北地区的制盐史，了解了当时的专业化生产及制盐产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对于研究商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以及中原王朝和东夷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对上古及三代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和盐政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研究员以“五谷丰登”为题介绍了农业考古与文明起源。农业的出现表明人类开始拥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史书上所说的五谷包括黍（糜子）、粟、麦、稻、菽（大豆）。赵志军研究员的团队在全国六大文化区内距今5500―3500年的遗址上共采集浮选土样682份，土量6000余升，浮选出各种植物种子数十万余粒，包括谷子、糜子、水稻、大豆、小麦、大麻等。通过对农作物遗存的科学量化分析，总结了各文化区的农业特点。辽西地区和西北地区是典型北方旱作农业传统，以小米为主，少量大豆或小麦。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典型南方稻作农业传统，单一水稻种植；黄河下游地区为稻旱混作农业生产特点，小米和水稻并重；中原地区为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五谷丰登”。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具有能够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水平；有效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增加植物多样性，有利于优良品种改良等优越性，因而为中原地区农业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成为华夏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研究员以“四畜兴旺”为题介绍了动物考古与文明起源。这里所说的四畜包括猪、狗、黄牛和绵羊。公元前3500年以来，黄河流域继承了以前获取肉食以家养动物为主的传统，家养动物中以家猪为主；公元前3000多年以来，黄河流域发现了黄牛和绵羊等新的家养动物，它们的数量逐渐增多；绵羊和黄牛成为家畜的动因可能是因为文化传播的结果，基因研究的结果证明存在西亚的种属；家养黄牛和绵羊的出现在宗教祭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区分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家养动物的多样化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都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相关；长江流域获取肉食的方式延续了以渔猎为主的传统，在良渚文化的时间段里变成以家养动物为主，但是良渚文化以后又变为以渔猎为主。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李延祥研究员介绍了冶金考古与文明起源。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一个要素，青铜器的生产从采矿、冶炼到合金、铸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的运行需要一个管理组织机构，体现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通过对中原二里头文化、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及商周青铜器的成分分析，和对晋南、关中、河西、新疆地区铜矿资源的考古调查，对铜矿的开采利用有了一定认识:采矿、冶炼遗址分离，采矿在山，冶炼近水，二者距离可能相当远，河流是连接二者的重要通道。对各地冶金业的产业格局也有了一定了解:中原的晋南冶金遗址呈现分级现象。一般冶炼遗址仅冶炼纯铜，只有在垣曲商城、东下冯遗址才出现青铜铸造遗址。目前仅初步探明铜的产业链，铜的产业链与锡铅产业链只在最高级的二里头遗址和次高级的东下冯等遗址才能连接在一起；辽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有资源方面的优越性，但未能出现冶金遗址的分级，所见多处遗址内涵相同，无等级差别；河西地区各遗址出现锡砷等资源直接与炼铜遗址相结合的现象，同样没能出现明显的分级。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先生介绍了古代两种制玉技术，绳带传动切割和辘轳管钻切割。世界上最早的绳带传动切割技术是砂绳切割，即用绳子做解玉砂载体，往复运动，切割玉器，用于玉器开料和细部加工。通过对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兴隆沟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玉器的观察和实验研究，指出在中从东北到华南的大范围面积内存在着砂绳切割技术。而另外一种辘轳管钻技术则在全东亚地区都存在，澳门黑沙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辘轳管钻的轴承器。
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鲁晓珂研究员介绍了陶器研究和文明起源。他通过研究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四地区仰韶、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时期9个遗址的470余件一般陶器进行了矿物和成分分析，认为这些地区古代制陶取土的时候主要是采集粘性大、钙含量低的古土壤，也可能混进一些高钙的黄土。而一些特殊陶器，如陶寺带陶衣的陶器和二里头的朱砂涂红白陶可能服务于社会特殊阶层，是社会复杂化的体现。而各地陶器成分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地区文化间存在一定的交流，如良渚和广富林陶器中都掺合了加工玉器产生的废料碎屑；陶寺陶器上的黑色指纹和山东桐林黑皮陶类似，为黑皮陶研究提供了除渗碳工艺之外的新思路；而在二里头的原始瓷中存在一部分南方因素。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雪莲研究员介绍了通过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了解古人类的食物状况的研究。碳十三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其主食状况，氮十五分析反映的是肉类的食用程度、营养级的高低。将分析结果同遗址背景分析相结合可以区分出样品出自农业区、牧区、或河海边。目前这项研究测定了来自从距今8000年到3000多年的16个遗址的人骨中的碳氮同位素值，发现不同地区的食物状况不同，如距今8000年的内蒙兴隆洼遗址人和距今3000年安阳殷墟人以粟或黍为主食；距今6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人以稻类为主食。而通过对河南西坡灵宝不同规格墓葬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则可以看出墓葬等级高的人骨中的15N的数值明显要高，因此他们摄取的肉食应该会比较多，C4的比值较低，说明他们的主食相对多样化。因此规格高的墓葬主人生前的食物的营养状况明显比一般墓葬的要好。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春燕研究员介绍了对二里头遗址贵族居住区出土的古代人类遗骸的锶同位素比值的检测结果：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口迁移比例高达38.9%（国家统计局数据，北京市2010年流动人口比例是35.9%）；而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迁移比例仅为20%；明显减少。说明二里头遗址古人类的迁移比例在遗址的不同文化时期是有变化的。这项研究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传统的研究方法都是通过对遗物的流通和传播途径的追寻来推测可能存在的人群的迁徙。而锶同位素分析技术通过对出土人类遗骸的锶同位素比值的测定，可以直接确定古代人群在不同地理区域间的移动。因此，这项研究结果也被权威专家评价为：“在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在同位素考古研究领域内达到了国际水平，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
来自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聂跃平研究员介绍了遥感技术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应用。遗迹与周围环境的差异导致辐射电磁波波谱特性时空分布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反应在遥感影像上，形成不同色调及图案。遥感就是根据这些影像的色调、图案及其分布规律，来判断遗址遗迹的波谱特征，从而确定遗迹的属性。遥感技术在文明探源研究中主要是提供航片与遥感数据支持，并对重点研究区域开展聚落布局、地下浅层遗址遥感探测、考古要素时空分布与古环境分析等研究。在良渚、陶寺等遗址中应用已经证实了遥感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可靠性。目前已将多种遥感技术应用到遗址预测上。如结合环境的变化，遥感预测良渚在晚期因为河流改道致使遗址被淹。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努研究员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精神文明探索研究。他定义“精神文明” 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国家社会精神文化的总和；精神文化是指个体、群体和社会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宗教观、社会观、自然观等。他用良渚文化的玉器和早期信仰的研究、长江流域疑似天文遗存的考察研究、中国早期宫室制度的研究和史前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来说明史前的精神文明世界。良渚文化的纹饰有着同源性，纹饰的使用与器形有关，纹饰的使用反应了良渚社会的信仰，而良渚玉琮上一些纹饰的消失则反映了良渚信仰体系的崩溃；长江流域疑似天文遗存的观察为四方四时相对应的观念、五行化的宇宙观以及敬天宗天的政治观念找到了源头；中国早期的密闭式院落布局反映了政治决策的隐秘和排他性，以及宗教祭祀的垄断性，中轴对称格局反映了权力中心的秩序性和威仪感，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建筑共存，反映了统治机构和管理流程的复杂化；史前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则反映了艺术心里学的精髓――秩序感。
最后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辉院长对此次论坛做了总结。他指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探源工程十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我们对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1500年的社会有了多方位立体的认识，对中华文明产生的源头和动力有了深入的了解，但目前取得的这些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其中有些问题仍需探索，有些成果仍需进一步的工作证实。感谢社会各界对探源工程的支持，相信在大家的监督和鼓励下，探源工程今后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