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晚报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有点像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政协委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
白居易当“谏官左拾遗”最窝囊
到了唐代，谏议制度趋于成熟，谏官的地位被进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可见，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但是，古代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好当。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所以，遇到开明的好皇帝，谏官便很潇洒，连皇帝都敢骂。唐太宗是个好皇帝，主政期间涌现出了魏征、王、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
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得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生前给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罚”提案，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素质，慎用刑罚，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
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便不好当，或遭贬或丢官，搞不好自己还得主动把老命交出来，美其名曰“尸谏”。如隋炀帝杨广就不喜欢“两会”制度这样的谏议，他当皇帝时竟然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副科级干部”。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猩踔涟殉植煌⒎炊愿感讼淄踔斓vz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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