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國的史前基礎

  來源: 中國考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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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生俱來的使命

　　　 重建中國的史前基礎是現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起來的使命，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轟然崩潰，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張 。以『真命天子』自居的帝王們可以簡單地用『天命』來維護自己君臨天下、協和萬邦的合理性。新生的民國不可能把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維繫在天命上。新生民國的領導者和知識精英本擬繼承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思想，發揚中國古史系統，黃帝是中華民族共祖的觀念被大力宣揚 。但正當此時，新文化運動蓬勃而起。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的論斷，否定了整個三皇五帝時代 ，傳統古史系統崩潰，大一統觀念失去了強大的依託。
　　　 與此同時，自十七、十八世紀即初露端倪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漸有興旺之勢，『文化西來說種種，在二十世紀初年災難深重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引起很大反響。在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面前，一種交織着愛國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的悲涼情緒支配着大多數知識分子 。』
　　　 在此情況下，中國上古有什麼樣的人文和政治景觀，中國文化的源頭到底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成為國人熱切期盼解決的問題。學術界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新生的現代考古學。顧頡剛自己在【古史辨•自序】中就明確指出：『我知道要建設真正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着手的一條路是大路，我的現在的研究僅僅在破壞偽古史的系統上面致力罷了 。』
眾望所歸，中國考古學自此便承擔起了『科學地』重建古史的重任，第一代中國考古學家深知，重建古史實際上是為新生的民國建立史前的基礎，使其至少在文化上更加源遠流長，根深蒂固。
　　　 學術界一般以瑞典學者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等遺址的發掘作為中國史前考古學誕生的標誌 。但安特生更依據仰韶村獲得的資料提出：『吾人就考古學上證之，亦謂此著彩之陶器當由西東來非由東西去也。使他日可證明制陶之術來自西方，則其他文化或種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輸入 。』反以眾所期待的考古學加強了中國文化西來說，對於迷茫中的中國古史重建者們來說，正如雪上加霜。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第一代考古學者自然認為重建中國史前基礎的第一步是確認中國文化的本土起源，正如李濟在1931年談及城子崖發掘的意義時所言：『現代中國新史學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 。』
　

二 『夷夏東西』

　

　　　 安特生的考古工作主要源自他的個人興趣和偶然發現。真正目標明確的對中國古史的考古學探索應以1926年李濟在晉南的調查和對西陰村的發掘為肇始。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重建者心中，這一『中國文化的原始』最好可以與古史記載相印證。李濟曾明確指出：『殷墟發掘的經驗啟示於我們的就是：中國古史的構成，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上古的傳說並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謊帳。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資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們構成的分子，然後再分別去取，積久了，我們自然會有一部較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可寫。』
　　　 李濟在選擇由中國考古學家獨立主持的第一項田野工作時，依循文獻的思路非常明確。他選擇晉南地區進行調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文獻記載的堯、舜和夏的活動區域都集中在汾河流域。在談及發掘西陰村的原因時，他自述道：『選擇西陰村這個史前遺址，主要是因為它覆蓋的面積比交頭河為大；部分地也是由於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 。』 他在臨汾考察堯陵，在運城訪舜陵，在夏縣尋夏陵，西陰村便是在探尋夏陵途中發現的 。1926年2月25日，他到達臨汾時，不禁發出感嘆和遐想：『臨汾縣（平陽府），這是一個勾起人們的歷史遐想的城市――堯帝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君王的種種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 在這段充滿感情的話語中，不難感受到李濟以考古印證古史的激情。
　　　 與此同時，新史學家們也進行着重建中國古史的努力，以新史觀審視文獻、重構古史整體格局。其代表人物首推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
　　　 蒙文通於1929年在【史學雜誌】上連載的【古史甄微】提出中國上古史『三系』說，『將時序系統的古史傳說一變而為以地域劃分的部落並立 』。蒙文通按照古史記載的古帝活動地域、經濟生活、文化特徵和『姓』，認為史前時代存在三個民族：炎族、黃族和泰族。炎族以炎帝、神農、三苗、共工、祝融、蚩尤為代表，以姜姓為主，活動在江漢流域，故又可稱為『江漢民族』；黃族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為代表，以姬姓為主，活動在河洛地區，故又可稱為『河洛民族』；泰族以燧人、伏羲、女媧、太和少、帝舜、皋陶為代表，以風、偃、嬴姓為主，活動在海岱地區，又可稱為『海岱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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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新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