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考古網
【現場討論】
趙春青
這個主要是由於之前大家認爲黃河中下游地區，陶片由於人爲的搬運，容易將遺址的面積劃大。如果利用全站儀跟蹤到每個陶片上就比較容易形成一個系統全面的記載。結果來看，陶片主要分布在遺址的周圍，散布出去的也有個把陶片，但不足以動搖整個遺址範圍的確定。另外也爲下一步工作提供線索。這是記錄陶片最實際的意義。雖然陶片的位置是不確定的，因爲陶片是被翻動上來的，但是整體遺址的陶片有了準確的記錄後，還是大概可以反映遺址的面積
戴向明
還要注意陶片稀少的地方。我們晉南的調查基本和新砦的挺接近。即使有誤差，但和遺址的範圍、形狀比，總體來講還是比較接近的。
李新偉
如果有比較準確的密度的話，再和鑽探結果比起來，還是可以看出東西來。他這個地方有的範圍沒有陶片，在靈寶西坡，有灰坑的地方，地表陶片就多，房子上地表陶片就很少，和地下的情況還比較吻合。
劉建國：用RTK測繪的話，效率會更高。速度會翻倍增加，而且精度高。
李新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西坡也像新砦一樣做了，但是沒有那麼細。剛開始我也覺得應該有一張圖，具體一個遺址，建國幫我弄的航片。航片的解析度有點小。後來測的1:1000的圖，當時測這個圖就是爲了鑽探，方法和新砦的一樣。在1:1000的圖上根據地表的田埂、道路劃分出區域來，也是劃分成小區。因爲西坡地表有好多蘋果樹，通視特別不好，然後就限定在一個小區里，在小區里那鑽孔時，基本是拿皮尺測量的。那個有誤差，但是誤差不會太大，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誤差。因爲當時沒有自動全站儀，所以當時就採取這個辦法。打了16000個孔，5米一個孔。探工一天一人可以打80個孔。探孔一般爲2米，如果知道是灰坑就不往深處打了。沒有說非打到底。少的時候也可以打60來個孔。實際上很多打不到2米，很多1米多就見底了。收集陶片的辦法是以探孔爲中心，拉一個1米的圓圈。撿一下周圍的陶片。40萬平方米，大概有16000個左右的採集點。但是資料一直沒有整理，應該做出來後和新砦的對比一下。而且可以和鑽探的結果對比一下。然後做了區域調查，大的遺址都跑了，並測了1:1000的圖。採取的方式是每隔20或30米停一下，隔的比較隨意，用1分鐘時間采半徑3米內的陶片。
西坡遺址鑽探土樣
西坡遺址鑽探圖
下一步是取樣，我把地表、斷崖暴露的灰坑取樣，做浮選，看各種穀物的遺存，另外還可以取一些陶片和石器的樣兒。這就是配合多學科的下一步工作了。利用孢粉分析，浮選、植矽石分析等手段，看哪個灰坑穀粒比較多等，但這只是個設想。對於一個遺址，我現在想到的也就是這樣。看能否通過地表遺物的分布，第一解決遺址的範圍，和圍溝的關係等，希望通過地表遺蹟分布的濃密程度，看是否和地下遺蹟有關。但這個肯定受到後來耕種的很多的影響。另外和鑽探結合。新砦可以鑽探，這樣可以將地表採集的信息充實起來，這兩方面結合起來能夠看的更好。鍾健的物探也可以結合起來。地表的遺蹟也記錄下來，也可以採樣。我想是不是可以通過打鑽孔採樣，在不發掘的情況下，儘可能快的，多的獲得一些信息。不同的遺址做對比可能會更有意思。西坡做完後，我想把另外一個最大的遺址北陽坪也這麼做做。利用現在先進的手段RTK做。但是還是要做一些發掘。我01年鑽探像房屋居住面，但發掘後發現是一種水淤土。有些灰土像灰坑，實際是連成一片的灰土。鍾健的物探，我同意星燦說的，你可以先探，也可以探做過的，這樣可以搞明白很多細節問題。
【現場討論】
許宏
鍾健的物探還是要大量做，並進行大量的比較，從中找規律。比如逢到下面是紅燒土的，物探會有什麼現象等。
戴向明（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考古部副主任）
主要從方法與思路方面介紹一下我們在晉南的工作。
2003年我們啟動了一個課題，在運城盆地做聚落考古調查與研究，方向是晉南聚落考古與早期國家文明起源。我們之前在垣曲盆地做過多年的工作，但是後來小浪底水庫淹沒，當時歷博的朱鳳瀚館長說我們應該在晉南接著做工作。他從搞歷史的角度看，認爲夏的起源和晉南關係非常密切，認爲早期夏可能在這邊，到現在這種聲音仍然很強。我們當時沒有這個想法，但是我們想可以從聚落考古的角度對傳說中與堯舜禹關係密切的地區做些工作，將文明形成時期、國家起源階段時期的工作向前推進一些。從2003-2006年在15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做了三年六個季度的拉網式調查。涉及幾個縣，主要有絳縣、聞喜、夏縣，還有運城市邊上。調查的時候我們是30-50米一個人，拉網式排開往前走，每天把走過的地塊在1:10000的地圖上標出來，規劃好第二天的路線，就這麼一點點走出來。這期間我們的同事和北大年輕學者一起，研究怎麼使用GPS定位、建立資料庫，再用GIS軟體分析，通過多方面展示，看不同時期聚落的分布等情況。因爲手持GPS的誤差爲20米左右，所以我們以前行20米範圍做爲一個採集單元。我們知道當時在赤峰和日照都是以100X100米作爲一個採集單元。我們儘量做得精細一些，那麼落在圖上是一個個採集點。中原地區大部分遺址是由好幾個時期的聚落組成的，如何將這些不同時期的採集點圈劃成聚落呢？在剛出版的【運城盆地東部考古調查與研究》裡，我在第一章里把調查的經過和方法已經詳細交代了。通過摸索我們確定了一些適用於我們這套方法的劃分遺址、圈劃聚落的標準和原則。周家莊就是按這個標準圈劃出來的。周家莊遺址的面積是調查區域中最大的。整個遺址陶片的分布範圍大概是500多萬平方米，其中，龍山時期地表陶片分布範圍約450萬平米。
運城盆地調查拉網式行進
三年六個季度調查的結果，大家看遺址的分布，共189處，分屬不同時期。其中，確認周家莊不僅是最大的一個遺址，也是龍山時最大的一個聚落。聚落群的劃分則是根據地形特徵、聚落間隔、大小構成等標準圈劃出來的。
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周南是利用統計學軟體通過用數字模型生成聚落群。他根據地表陶片的面積、密度等指數估算人口，密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數。他原來在赤峰做調查是以100X100米爲一個採集單元，後來在遼西他把標準變成了50X50米。我們之間有過交流。他曾到運城看過周家莊遺址，看了不同地段地表陶片分布情況，密度情況，然後做記錄，參考我給他的資料，算人口。他算出在周家莊龍山時期的人口大約是15000-25000人左右。這是他根據地表陶片分布密度和面積算出來的。他認爲在赤峰地區沒有這麼大一個聚落。我根據聚落分布的疏密，和聚群里大小聚落的結合，還有地理分界，來劃分各時期的聚落群。龍山之前只能分爲若干小的群體，但到了龍山時期可以整合爲一個大的群體。因此我認爲整個社會到龍山時代有個非常大的變化。至於是否進入國家了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面。陶寺也是一樣，陶寺早期，小城只有56萬平方米。何努他們在陶寺周圍做過調查，他認爲在陶寺早期整個調查區就是一個整體。但我認爲不一定，因爲南北還各有一個30、40萬平米大的聚落，而且各有一群。所以我認爲可能是三群。只有到龍山時期，陶寺大城達到280萬平方米，其他聚落比他小得多，整個區域可能才整合爲一個整體。陶寺晚期，像方城遺址也有200多萬平方米，或者陶寺中期時就是陶寺下屬的一個層級，或者是晚期中心轉移到方城，這是需要研究討論的。總之只有到龍山時期才出現幾百萬平米的大聚落。運城也是這樣。晉南地區和鄭洛地區就是不一樣，鄭洛地區是在一個開放環境裡多個小集團的競爭模式，而晉南地區是幾個大集團的競爭模式。晉南地區可以看出來的大集團有陶寺和周家莊，還有寺里-坡頭（清涼寺墓地與其是一個整體）。寺里-坡頭報告裡說廟二時40多萬平方米，到了龍山時有200萬平方米。就是說晉南可能是幾個大的集團，大的集團之間應該是有爭鬥的，爭鬥非常激烈，可能還有來自北方的勢力，比如陝北的，內外都有競爭。毀墓反映的那種慘烈的爭鬥現象只在晉南有。中原地區武器那麼多，亂葬坑那麼多，這在其他地區是見不到的；只有在晉南豫西、鄭洛，然後是豫北冀南，主要是這幾個地方，豫東都差些。可以看出龍山時期中原的競爭是最激烈的，在晉南尤其慘烈。通過聚落調查和相關的研究，我們能看出這麼個宏觀的東西。這樣就能做進一步分析。
2011年春季絳縣周家莊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西→東）
那麼具體的到周家莊，它所處的環境很好，背靠紫金山，面向涑水河。2007年開始我們在這正式做工作。首先發現一個大型環壕，東壕溝整個埋在地下。解剖了東壕溝，看它的形狀結構，包括內側是否有城牆，但確實沒找到。壕溝最深距地表8、9米，寬12-15米。那麼大一個工程，現在我們用鐵鍬工作，大概平均一天一個人的工作量不超過一方土，那這個得千八百人干多長時間啊。
周家莊遺址面積非常大，龍山時期壕溝內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外圍是450萬平方米。不管在哪兒挖，都不會落空。發現一片墓地，較大的有葬具，就是不出東西。墓地可以分成若干墓區，中間還有大量瓮棺葬，龍山墓地集中分布瓮棺的還很少見。像這樣一個布局這麼清楚的墓地在中原地區還很罕見。早於墓地的是一片居址，有房子、陶窯等。
下一步，我一直想，這麼大的遺址怎麼下手。我看還可以做一個地表調查，然後分析陶片，看他的數量與質量。要特別注意陶片少的地方，可能會有其他墓地或大型建築。同時還要分析遺址的地貌與水源等情況。然後有選擇地進行重點鑽探、發掘。
【現場討論】
李新偉： 可以在電腦中設定影響力指數，如1萬平方米爲1,3萬平方米爲3，山的指數是多少，按照這個圈劃。
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
二里頭遺址的田野工作起步比較早，所以工作手段的『科技含量』和剛才介紹的幾處遺址比起來就少些。我們1999年開始啟動新一輪的勘查發掘，由於老遺址有比較長的工作基礎，很多做法就是因地制宜。剛才春青介紹的新砦的思路方法，是比較理想化的，在聚落形態幾乎是一張白紙的情況下，如何一步步地來展開工作。而在二里頭，1960年代初的時候，殷瑋璋先生他們就已經盯住了沒有灰土或灰土少的地方，大規模地鑽探，1號宮殿基址就發現了。又如二里頭遺址的工作分區，以前是按照地界、道路來劃的，學界都很熟悉了，所以我們還是沿用了這種劃分。近年已經開始以象限網絡覆蓋整個遺址，但還是要和既往的分區結合起來。
我們的田野工作理念有所變化，但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前中國考古學的主要任務是建構文化史框架下的文化分期和譜系，處於那樣一個階段，所以我們的前輩在二里頭遺址的重要業績是先建立起了以陶器爲中心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再有就是對1號、2號宮殿基址這樣的大型夯土基址的揭露，確立了二里頭遺址的重要學術地位。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新世紀以來的工作，圍繞著聚落形態展開，首先是通過鑽探把遺址外緣這個圈打出來，了解遺址現存的具體範圍面積，微地貌，保存狀況及其成因等。然後再在遺址的布局結構上下功夫。
說到地表踏查，我們也在洛陽盆地區域系統調查中，對二里頭遺址地表遺物的分布範圍做了踏查，有不少新的認識。從這個角度來講，完全認同大家在各自的遺址上的踏查方法。但是從二里頭的情況看，地表遺物分布和地下堆積狀況有極大的反差，應當重視。比如二里頭遺址的中心區，已經挖了很多了，在那一帶很多地方是探方回填土，下面翻上來大量的陶片，這種情況是和新砦遺址不同的。二里頭主要通過鑽探所知遺址的現存面積是300萬平方米，但陶片散布範圍是540萬平方米，（圖10、11）只要是二里頭遺址上幾個村的耕地，包括完全沒有文化堆積的伊洛河故道里，都有陶片等分布。這就要充分考慮現代人工搬運的因素。有陶片的地方不一定有文化堆積，反之亦然。人爲擾動破壞在消滅遺址，同時也在『產生』著遺址。地表遺物分布是地下遺存狀況的一種『折射』，最終要靠鑽探和發掘來確認。
二里頭遺址鑽探
我們的工作收穫取決於一定的理念，但同時也是機遇吧。如果說經驗，那麼在老遺址工作，就要兩種『發掘』並舉。一是對遺址的直接發掘，另外一個極爲重要的『發掘』，就是對以往的記錄、簡報和報告的梳理消化，這可以看作是一種『再發掘』吧。這裡面的信息很豐富，像二里頭道路網的發現，就是在檢索以往記錄的基礎上一點點串起來的。一些重要的發現說是機遇，現在看來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人發掘過的遺蹟，也是比較重要的線索。我們由於想了解已發掘的二里頭2號基址下邊已經露頭的早期夯土基址，才導致了3號基址布局的確認和院內重要遺存的發現，又順藤摸瓜，然後有了4號、5號、6號基址的發現，乃至宮城的發現，綠松石作坊和圍垣作坊區等一系列的重要發現。所以說這裡既有理念上的因素，又有機遇在裡面。機遇屬於有準備者吧。
二里頭遺址鑽探範圍與遺物散布範圍比較
前兩年在新砦會上講過【聚落考古視角下的二里頭遺址工作歷程】，這裡就不多談了。至於下一步，尤其是鑽探，我倒是有點個人的想法。春青談到要主動找大墓地，我個人覺得，從整個中國早期歷史來看，仰韶之後到殷墟時期，在中原有單純墓地的遺址是個案，大量的是沒有集中墓地，墓地和居址混雜的。這恐怕與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革有關。中原龍山文化，基本不見墓地的蹤跡；二里頭，我稱之爲中國最早的大型移民城市，大局有規劃，細部無章法，房址墓葬相混雜，400多座墓出來了，但沒有發現墓地。以前說殷墟有大規模的墓地，現在看來都與居址相關聯，而幾乎沒有單純的墓地。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我們勘測技術的進步，我倒想，至少在二里頭，在經費充足，且立足於長時間從聚落的角度做大遺址的情況下，應當淡化課題意識，不一定非要找什麼重要東西，比如大墓地。不應該爲了找什麼東西去零星地探、挑著探，而是從現在開始就建立系統的鑽探資料庫。以往由於定位記錄手段跟不上，我們的老遺址大多重複鑽探，幾乎都打成了馬蜂窩，還沒留下什麼有用的信息。我們從2010年開始系統鑽探，從中心區的宮城到圍垣作坊區，一個地塊一個地塊地過，密集布孔，全站儀跟進，一次性建立鑽探檔案。這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財力，但是基本就可以建立半透明的地下資料庫了。除了整理報告、小規模發掘外，我們一直都在做這項工作，把它作爲一項長期的任務。總之，在經費容許的情況下，在我看來鑽探這方面就是要淡化短期出成果的課題意識，做中長期的規劃，建立系統的資料庫，爲後續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張雪蓮（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年代測定實驗室主任）
春青博士讓我來談談圍繞聚落考古研究的碳十四測年、古人類食物研究的取樣方面的工作。由於討論時間有限，我這裡僅作一簡單的梳理。春青博士讓我來談談圍繞聚落考古研究的碳十四測年、古人類食物研究的取樣方面的工作，實際這對我們作配合工作的來說也是一項新任務，我們也需要通過不斷地學習加以認識，使我們的工作逐漸完善。所以這裡僅是據以往的工作和經驗原則性地談一下，有待於今後不斷的補充。
一、關於碳十四測年取樣
1、基本要求
聚落是由遺址組成的，所以在一般意義上來講聚落研究首先也是考古遺址的研究，所以其取樣分析思路首先也應遵從一般遺址測年取樣的基本要求。其取樣要求在1990年出版的【中國碳十四年代學研究】（仇士華、陳鐵梅、蔡蓮珍編寫，科學出版社）的一書中已有詳細闡述，這裡重點羅列一下。
a. 樣品應是具有原生封閉性，符合測年要求的含碳樣品。
b、每期所取樣品數量應儘可能多一些，如5-6個左右，以避免測年中的偶然性因素。
c、取樣不應僅採集木炭樣品，其他樣品如骨樣品、植物種子等，更要注意採集。
d、採樣時應注意把握樣品代表性，樣品的來源應儘可能了解清楚，如人骨，灶坑中的炭，窖穴中的儲存的糧食等，以使得到的年代意義明確。
e、樣品採集應注意防止污染，潮濕的要晾乾後再包裝。
f、包裝應防止破碎、混雜等；木炭、碳化種子等樣品應使用具有一定剛性的如塑料包裝盒，以防運輸過程中被壓碎。
g、標籤應單獨包裝後再連同樣品置入樣品袋。
2、加速器測年的應用使小樣品測年成爲可能
由於加速器測年的應用，測年樣品用量可以非常少，這樣就使遺址中的更多的遺蹟現象的年代的研究成爲可能。因而，對於每一遺蹟現象，每一處堆積，都應儘可能圍繞進行取樣，以通過樣品的研究測定，定出遺蹟現象的年代，比如一些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像是房址、台基、城牆等，再就是窖穴、灶址、水井、作坊等等。特別是對於年代節點的研究，應該有重點的選擇關鍵遺址、關鍵區域，關鍵遺蹟現象進行採樣，並配合系列樣品方法的應用，以獲得相對具體的年代。
3、聚落研究更應注重系列樣品的採集、系列樣品方法的應用
聚落考古學研究較之一般遺址研究內容更爲豐富，對年代學研究上的要求也會相應更高。比如對於聚落的形成、發展、變化，聚落布局、各分區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需要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以及各遺址之間年代上的比較。所以，系列樣品的應用應是必不可少，系列樣品的採集也就顯得尤爲重要。
系列樣品方法的特點是可以有效縮小日曆年誤差，但要達到這一目標則需要遵循系列樣品方法應用的三條基本條件。其中直接同採樣相關的是考古學分期成熟這一條，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年代學研究的實踐都證明，應用系列樣品方法解決年代問題必須同考古密切結合，因爲只有成熟、細化的考古學分期，才能使最終數據的擬合科學、有效。所以應該以考古地層學、類型學研究爲基礎的考古學分期爲依據做好系列樣品的採集工作。
具體樣品採集中，比如可以應用全站儀記錄樣品所在的坐標位置，並注意收集周邊相關的環境狀況信息等等，以有利於年代結果的分析。
二、關於古人類食物狀況研究取樣
古人類食物狀況研究是近些年逐漸開展的新的應用研究，它是通過出土人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揭示當時人們的食物狀況信息。目前已有的研究顯示，通過這一分析技術不僅可以獲悉人們吃什麼，由此還可以探討家畜的飼養方式，氣候環境等的變化，並爲農業起源研究等提供依據。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配合年代測定工作通過結合墓葬規格、隨葬品情況等研究，應用人骨穩定同位素分析探討仰韶時期中原一帶社會等級差別在食物享用上的體現，爲社會複雜化研究，爲文明形成與演進的探討補充了新的線索。據此，聚落研究中應用這一方法應該也會獲得很有意義的結果。
這一研究工作主要需採集遺址、墓葬等遺蹟中出土的人骨和動物骨，因爲動物骨除了可用於動物本身的食物研究外，還可以作爲對人的食物研究的佐證，所以不應忽視。
對於保存較好的骨樣品取樣量僅需幾公分長就可以。
關於所取的個體數，應該儘可能的多取，取全。若考慮到分析經費的限制，可以全面取樣，分批測試。已有的分析工作顯示，如果僅是比如依據不同區域、不同墓葬類型、不同隨葬品情況等選擇一定的樣品個體數進行分析，會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會影響信息的獲取程度，也使分析結果的局限性增大。比如我們最早做的二里頭遺址的分析工作，因爲剛開始時所取個體數相對較少，其分析結果的偏離自然就會大一些，而且也難以細化到遺址中每個局部區域上的考察。陶寺遺址的情況也是如此。之後相對較多的個體數的分析，使分析結果與實際情況更爲接近，使結論更具代表性。西坡墓地人骨資料保存狀況較爲完好，比較齊全，爲進行較爲全面的分析研究提供了條件，從而也獲得了更爲滿意的結果。
夏正楷（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這次來考古所參加聚落考古座談會，主要是想和搞聚落考古的同事交流一下如何研究聚落，通過前面大家的發言，我對在第一線工作的各位領隊和隊長的想法和做法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很受啟發。聚落這個概念是從地理學來的，包括聚落的概念、形態、內部結構和聚落間的分布格局等等。上次在鄭州開聚落會議時，有代表講聚落間的分布格局呈六邊形，實際上這個六邊形格局地理界在40年前就提出來了。嚴先生提出聚落考古研究包括，生態環境、經濟形態、社會結構這三方面的內容，嚴先生將生態環境列爲聚落考古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因爲生態環境不僅涉及到一個聚落的形態，而且也涉及聚落的形成、發展和衰落。環境考古學可以在這一方面爲聚落研究提供必要的環境背景的材料，希望能夠在聚落研究中起點作用。剛才有不少人提到區域調查，過去我們也跟著做過一些區域調查，後來感到在聚落中，人和環境的關係可能要更密切一些，於是就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大遺址，開展大遺址的環境考古工作。圍繞聚落考古，我們可以做兩個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聚落外部的自然環境，要搞清當時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尤其是地貌環境和水文環境，這個問題很重要，過去習慣上把對自然環境的研究局限於氣候變化，實際上，對於一個聚落來講，氣候環境和植被條件固然有很大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地貌和水文，地貌的變化和河流的變遷對聚落的影響最大。還有一個重要的外部環境就是資源情況，聚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支撐。人們吃的糧食哪裡來的，周圍的土地利用情況如何，製作工具的石料是從哪裡來的，還有人們生活必不可少的食鹽來源和水源地等等，這樣就可以把聚落研究做的更豐富，更精彩。這個水源問題對於聚落的存在和發展是很重要的。
例如，仰韶和西坡聚落都在黃土台塬上，居民用的水是哪裡來的。我們在很多地方的黃土台塬上發現了仰韶時期的古湖沼，最近有人報導，仰韶村附近當時就分布有湖沼，可能是仰韶人的水源地。在山西周家莊遺址，我們也找過水源地，開始在遺址南邊的一條黃土溝里找，這是一條新溝，是後來切下去的溝，前幾年溝中還有泉水，後來幹了。龍山時期，溝沒有現在深，溝底的泉水不可能出露，周家莊的水源可能還在比較高的位置上。聚落內部的環境考古研究，要注意聚落的微地貌，微地貌對聚落內部結構的分布格局十分重要。我和許宏先生合作，本來想搞一下二里頭的微地貌，但是過去的鑽探的資料不能用，缺少坐標和高程，做不了，只好放棄了，將來有條件了還要做。還有就是這個聚落受過什麼樣的災難性事件。受自然條件的限制，我國自古就多災多難。除了著名的青海喇家遺址之外，這幾年我們又發現了許多史前洪水和地震的遺蹟（圖12、13）。像周家莊遺址，在龍山晚期經常受到洪水的威脅，這對周家莊聚落的形態和興衰會不會有影響。山水進了遺址之後，就堆積了淤泥，洪水之後人們又開始在淤泥層上生活，人進水退，水進人退的的多次反覆，就給我們留下了淤土層和灰坑在剖面上的交替出現，我們測了三個不同層位的灰坑，年代都是龍山晚期，這一時期的洪澇對遺址的消亡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二里頭遺址，在都邑出現之前，伊洛河曾發生過一次大洪水，洪水導致的洛河決口改道和退卻之後形成的泛濫平原，爲二里頭都邑遺址的選址和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地貌條件。因此，研究災害事件對聚落研究還是有好處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工作都必須和考古工作相結合，否則，就成了單純的古環境研究。
河南薛村遺址地裂縫
河南西金城遺址龍山晚期洪水遺蹟
還有一個建議，在聚落考古的發掘中，不能一見生土就不挖了。見生土不挖，絕對是有問題的。那年山東做的大辛莊遺址，淤土下面不就發現後李了嗎。上面是龍山，下面是後李。這個後李被淤土掩埋了。後來我們一測年，淤土的年代大致在距今8000年前後，是當時一次洪水事件的記錄。所以見了生土最好再適當探探下面還有什麼東西沒有，這對於聚落演變歷史的研究還是有好處的。
陳星燦
今天是我們『聚落考古研究中心』這個非實體研究機構成立以後的第一次小範圍的會議，大家的興致都很高，今後還是歡迎各位專家在我們接下來將要召開的各類會議上，繼續保持這種熱情，支持我們中心的工作，爲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上一個新的台階而貢獻各自的智慧。謝謝大家！ （記錄者 翟少冬 整理 趙春青 翟少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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