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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讨论】
赵春青
这个主要是由于之前大家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陶片由于人为的搬运，容易将遗址的面积划大。如果利用全站仪跟踪到每个陶片上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系统全面的记载。结果来看，陶片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周围，散布出去的也有个把陶片，但不足以动摇整个遗址范围的确定。另外也为下一步工作提供线索。这是记录陶片最实际的意义。虽然陶片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因为陶片是被翻动上来的，但是整体遗址的陶片有了准确的记录后，还是大概可以反映遗址的面积
戴向明
还要注意陶片稀少的地方。我们晋南的调查基本和新砦的挺接近。即使有误差，但和遗址的范围、形状比，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接近的。
李新伟
如果有比较准确的密度的话，再和钻探结果比起来，还是可以看出东西来。他这个地方有的范围没有陶片，在灵宝西坡，有灰坑的地方，地表陶片就多，房子上地表陶片就很少，和地下的情况还比较吻合。
刘建国：用RTK测绘的话，效率会更高。速度会翻倍增加，而且精度高。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西坡也像新砦一样做了，但是没有那么细。刚开始我也觉得应该有一张图，具体一个遗址，建国帮我弄的航片。航片的分辨率有点小。后来测的1:1000的图，当时测这个图就是为了钻探，方法和新砦的一样。在1:1000的图上根据地表的田埂、道路划分出区域来，也是划分成小区。因为西坡地表有好多苹果树，通视特别不好，然后就限定在一个小区里，在小区里那钻孔时，基本是拿皮尺测量的。那个有误差，但是误差不会太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误差。因为当时没有自动全站仪，所以当时就采取这个办法。打了16000个孔，5米一个孔。探工一天一人可以打80个孔。探孔一般为2米，如果知道是灰坑就不往深处打了。没有说非打到底。少的时候也可以打60来个孔。实际上很多打不到2米，很多1米多就见底了。收集陶片的办法是以探孔为中心，拉一个1米的圆圈。捡一下周围的陶片。40万平方米，大概有16000个左右的采集点。但是资料一直没有整理，应该做出来后和新砦的对比一下。而且可以和钻探的结果对比一下。然后做了区域调查，大的遗址都跑了，并测了1:1000的图。采取的方式是每隔20或30米停一下，隔的比较随意，用1分钟时间采半径3米内的陶片。
西坡遗址钻探土样
西坡遗址钻探图
下一步是取样，我把地表、断崖暴露的灰坑取样，做浮选，看各种谷物的遗存，另外还可以取一些陶片和石器的样儿。这就是配合多学科的下一步工作了。利用孢粉分析，浮选、植硅石分析等手段，看哪个灰坑谷粒比较多等，但这只是个设想。对于一个遗址，我现在想到的也就是这样。看能否通过地表遗物的分布，第一解决遗址的范围，和围沟的关系等，希望通过地表遗迹分布的浓密程度，看是否和地下遗迹有关。但这个肯定受到后来耕种的很多的影响。另外和钻探结合。新砦可以钻探，这样可以将地表采集的信息充实起来，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能够看的更好。钟健的物探也可以结合起来。地表的遗迹也记录下来，也可以采样。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打钻孔采样，在不发掘的情况下，尽可能快的，多的获得一些信息。不同的遗址做对比可能会更有意思。西坡做完后，我想把另外一个最大的遗址北阳坪也这么做做。利用现在先进的手段RTK做。但是还是要做一些发掘。我01年钻探像房屋居住面，但发掘后发现是一种水淤土。有些灰土像灰坑，实际是连成一片的灰土。钟健的物探，我同意星灿说的，你可以先探，也可以探做过的，这样可以搞明白很多细节问题。
【现场讨论】
许宏
钟健的物探还是要大量做，并进行大量的比较，从中找规律。比如逢到下面是红烧土的，物探会有什么现象等。
戴向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考古部副主任）
主要从方法与思路方面介绍一下我们在晋南的工作。
2003年我们启动了一个课题，在运城盆地做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方向是晋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文明起源。我们之前在垣曲盆地做过多年的工作，但是后来小浪底水库淹没，当时历博的朱凤瀚馆长说我们应该在晋南接着做工作。他从搞历史的角度看，认为夏的起源和晋南关系非常密切，认为早期夏可能在这边，到现在这种声音仍然很强。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想可以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传说中与尧舜禹关系密切的地区做些工作，将文明形成时期、国家起源阶段时期的工作向前推进一些。从2003-2006年在1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做了三年六个季度的拉网式调查。涉及几个县，主要有绛县、闻喜、夏县，还有运城市边上。调查的时候我们是30-50米一个人，拉网式排开往前走，每天把走过的地块在1:10000的地图上标出来，规划好第二天的路线，就这么一点点走出来。这期间我们的同事和北大年轻学者一起，研究怎么使用GPS定位、建立数据库，再用GIS软件分析，通过多方面展示，看不同时期聚落的分布等情况。因为手持GPS的误差为20米左右，所以我们以前行20米范围做为一个采集单元。我们知道当时在赤峰和日照都是以100X100米作为一个采集单元。我们尽量做得精细一些，那么落在图上是一个个采集点。中原地区大部分遗址是由好几个时期的聚落组成的，如何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采集点圈划成聚落呢？在刚出版的《运城盆地东部考古调查与研究》里，我在第一章里把调查的经过和方法已经详细交代了。通过摸索我们确定了一些适用于我们这套方法的划分遗址、圈划聚落的标准和原则。周家庄就是按这个标准圈划出来的。周家庄遗址的面积是调查区域中最大的。整个遗址陶片的分布范围大概是500多万平方米，其中，龙山时期地表陶片分布范围约450万平米。
运城盆地调查拉网式行进
三年六个季度调查的结果，大家看遗址的分布，共189处，分属不同时期。其中，确认周家庄不仅是最大的一个遗址，也是龙山时最大的一个聚落。聚落群的划分则是根据地形特征、聚落间隔、大小构成等标准圈划出来的。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周南是利用统计学软件通过用数字模型生成聚落群。他根据地表陶片的面积、密度等指数估算人口，密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数。他原来在赤峰做调查是以100X100米为一个采集单元，后来在辽西他把标准变成了50X50米。我们之间有过交流。他曾到运城看过周家庄遗址，看了不同地段地表陶片分布情况，密度情况，然后做记录，参考我给他的资料，算人口。他算出在周家庄龙山时期的人口大约是15000-25000人左右。这是他根据地表陶片分布密度和面积算出来的。他认为在赤峰地区没有这么大一个聚落。我根据聚落分布的疏密，和聚群里大小聚落的结合，还有地理分界，来划分各时期的聚落群。龙山之前只能分为若干小的群体，但到了龙山时期可以整合为一个大的群体。因此我认为整个社会到龙山时代有个非常大的变化。至于是否进入国家了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方面。陶寺也是一样，陶寺早期，小城只有56万平方米。何努他们在陶寺周围做过调查，他认为在陶寺早期整个调查区就是一个整体。但我认为不一定，因为南北还各有一个30、40万平米大的聚落，而且各有一群。所以我认为可能是三群。只有到龙山时期，陶寺大城达到280万平方米，其他聚落比他小得多，整个区域可能才整合为一个整体。陶寺晚期，像方城遗址也有200多万平方米，或者陶寺中期时就是陶寺下属的一个层级，或者是晚期中心转移到方城，这是需要研究讨论的。总之只有到龙山时期才出现几百万平米的大聚落。运城也是这样。晋南地区和郑洛地区就是不一样，郑洛地区是在一个开放环境里多个小集团的竞争模式，而晋南地区是几个大集团的竞争模式。晋南地区可以看出来的大集团有陶寺和周家庄，还有寺里-坡头（清凉寺墓地与其是一个整体）。寺里-坡头报告里说庙二时40多万平方米，到了龙山时有200万平方米。就是说晋南可能是几个大的集团，大的集团之间应该是有争斗的，争斗非常激烈，可能还有来自北方的势力，比如陕北的，内外都有竞争。毁墓反映的那种惨烈的争斗现象只在晋南有。中原地区武器那么多，乱葬坑那么多，这在其他地区是见不到的；只有在晋南豫西、郑洛，然后是豫北冀南，主要是这几个地方，豫东都差些。可以看出龙山时期中原的竞争是最激烈的，在晋南尤其惨烈。通过聚落调查和相关的研究，我们能看出这么个宏观的东西。这样就能做进一步分析。
2011年春季绛县周家庄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西→东）
那么具体的到周家庄，它所处的环境很好，背靠紫金山，面向涑水河。2007年开始我们在这正式做工作。首先发现一个大型环壕，东壕沟整个埋在地下。解剖了东壕沟，看它的形状结构，包括内侧是否有城墙，但确实没找到。壕沟最深距地表8、9米，宽12-15米。那么大一个工程，现在我们用铁锹工作，大概平均一天一个人的工作量不超过一方土，那这个得千八百人干多长时间啊。
周家庄遗址面积非常大，龙山时期壕沟内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围是450万平方米。不管在哪儿挖，都不会落空。发现一片墓地，较大的有葬具，就是不出东西。墓地可以分成若干墓区，中间还有大量瓮棺葬，龙山墓地集中分布瓮棺的还很少见。像这样一个布局这么清楚的墓地在中原地区还很罕见。早于墓地的是一片居址，有房子、陶窑等。
下一步，我一直想，这么大的遗址怎么下手。我看还可以做一个地表调查，然后分析陶片，看他的数量与质量。要特别注意陶片少的地方，可能会有其他墓地或大型建筑。同时还要分析遗址的地貌与水源等情况。然后有选择地进行重点钻探、发掘。
【现场讨论】
李新伟： 可以在电脑中设定影响力指数，如1万平方米为1,3万平方米为3，山的指数是多少，按照这个圈划。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
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起步比较早，所以工作手段的“科技含量”和刚才介绍的几处遗址比起来就少些。我们1999年开始启动新一轮的勘查发掘，由于老遗址有比较长的工作基础，很多做法就是因地制宜。刚才春青介绍的新砦的思路方法，是比较理想化的，在聚落形态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如何一步步地来展开工作。而在二里头，1960年代初的时候，殷玮璋先生他们就已经盯住了没有灰土或灰土少的地方，大规模地钻探，1号宫殿基址就发现了。又如二里头遗址的工作分区，以前是按照地界、道路来划的，学界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们还是沿用了这种划分。近年已经开始以象限网络覆盖整个遗址，但还是要和既往的分区结合起来。
我们的田野工作理念有所变化，但还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建构文化史框架下的文化分期和谱系，处于那样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前辈在二里头遗址的重要业绩是先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再有就是对1号、2号宫殿基址这样的大型夯土基址的揭露，确立了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新世纪以来的工作，围绕着聚落形态展开，首先是通过钻探把遗址外缘这个圈打出来，了解遗址现存的具体范围面积，微地貌，保存状况及其成因等。然后再在遗址的布局结构上下功夫。
说到地表踏查，我们也在洛阳盆地区域系统调查中，对二里头遗址地表遗物的分布范围做了踏查，有不少新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完全认同大家在各自的遗址上的踏查方法。但是从二里头的情况看，地表遗物分布和地下堆积状况有极大的反差，应当重视。比如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已经挖了很多了，在那一带很多地方是探方回填土，下面翻上来大量的陶片，这种情况是和新砦遗址不同的。二里头主要通过钻探所知遗址的现存面积是300万平方米，但陶片散布范围是540万平方米，（图10、11）只要是二里头遗址上几个村的耕地，包括完全没有文化堆积的伊洛河故道里，都有陶片等分布。这就要充分考虑现代人工搬运的因素。有陶片的地方不一定有文化堆积，反之亦然。人为扰动破坏在消灭遗址，同时也在“产生”着遗址。地表遗物分布是地下遗存状况的一种“折射”，最终要靠钻探和发掘来确认。
二里头遗址钻探
我们的工作收获取决于一定的理念，但同时也是机遇吧。如果说经验，那么在老遗址工作，就要两种“发掘”并举。一是对遗址的直接发掘，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掘”，就是对以往的记录、简报和报告的梳理消化，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再发掘”吧。这里面的信息很丰富，像二里头道路网的发现，就是在检索以往记录的基础上一点点串起来的。一些重要的发现说是机遇，现在看来还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人发掘过的遗迹，也是比较重要的线索。我们由于想了解已发掘的二里头2号基址下边已经露头的早期夯土基址，才导致了3号基址布局的确认和院内重要遗存的发现，又顺藤摸瓜，然后有了4号、5号、6号基址的发现，乃至宫城的发现，绿松石作坊和围垣作坊区等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所以说这里既有理念上的因素，又有机遇在里面。机遇属于有准备者吧。
二里头遗址钻探范围与遗物散布范围比较
前两年在新砦会上讲过《聚落考古视角下的二里头遗址工作历程》，这里就不多谈了。至于下一步，尤其是钻探，我倒是有点个人的想法。春青谈到要主动找大墓地，我个人觉得，从整个中国早期历史来看，仰韶之后到殷墟时期，在中原有单纯墓地的遗址是个案，大量的是没有集中墓地，墓地和居址混杂的。这恐怕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有关。中原龙山文化，基本不见墓地的踪迹；二里头，我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大型移民城市，大局有规划，细部无章法，房址墓葬相混杂，400多座墓出来了，但没有发现墓地。以前说殷墟有大规模的墓地，现在看来都与居址相关联，而几乎没有单纯的墓地。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勘测技术的进步，我倒想，至少在二里头，在经费充足，且立足于长时间从聚落的角度做大遗址的情况下，应当淡化课题意识，不一定非要找什么重要东西，比如大墓地。不应该为了找什么东西去零星地探、挑着探，而是从现在开始就建立系统的钻探数据库。以往由于定位记录手段跟不上，我们的老遗址大多重复钻探，几乎都打成了马蜂窝，还没留下什么有用的信息。我们从2010年开始系统钻探，从中心区的宫城到围垣作坊区，一个地块一个地块地过，密集布孔，全站仪跟进，一次性建立钻探档案。这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基本就可以建立半透明的地下数据库了。除了整理报告、小规模发掘外，我们一直都在做这项工作，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总之，在经费容许的情况下，在我看来钻探这方面就是要淡化短期出成果的课题意识，做中长期的规划，建立系统的数据库，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张雪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年代测定实验室主任）
春青博士让我来谈谈围绕聚落考古研究的碳十四测年、古人类食物研究的取样方面的工作。由于讨论时间有限，我这里仅作一简单的梳理。春青博士让我来谈谈围绕聚落考古研究的碳十四测年、古人类食物研究的取样方面的工作，实际这对我们作配合工作的来说也是一项新任务，我们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加以认识，使我们的工作逐渐完善。所以这里仅是据以往的工作和经验原则性地谈一下，有待于今后不断的补充。
一、关于碳十四测年取样
1、基本要求
聚落是由遗址组成的，所以在一般意义上来讲聚落研究首先也是考古遗址的研究，所以其取样分析思路首先也应遵从一般遗址测年取样的基本要求。其取样要求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研究》（仇士华、陈铁梅、蔡莲珍编写，科学出版社）的一书中已有详细阐述，这里重点罗列一下。
a. 样品应是具有原生封闭性，符合测年要求的含碳样品。
b、每期所取样品数量应尽可能多一些，如5-6个左右，以避免测年中的偶然性因素。
c、取样不应仅采集木炭样品，其他样品如骨样品、植物种子等，更要注意采集。
d、采样时应注意把握样品代表性，样品的来源应尽可能了解清楚，如人骨，灶坑中的炭，窖穴中的储存的粮食等，以使得到的年代意义明确。
e、样品采集应注意防止污染，潮湿的要晾干后再包装。
f、包装应防止破碎、混杂等；木炭、碳化种子等样品应使用具有一定刚性的如塑料包装盒，以防运输过程中被压碎。
g、标签应单独包装后再连同样品置入样品袋。
2、加速器测年的应用使小样品测年成为可能
由于加速器测年的应用，测年样品用量可以非常少，这样就使遗址中的更多的遗迹现象的年代的研究成为可能。因而，对于每一遗迹现象，每一处堆积，都应尽可能围绕进行取样，以通过样品的研究测定，定出遗迹现象的年代，比如一些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像是房址、台基、城墙等，再就是窖穴、灶址、水井、作坊等等。特别是对于年代节点的研究，应该有重点的选择关键遗址、关键区域，关键遗迹现象进行采样，并配合系列样品方法的应用，以获得相对具体的年代。
3、聚落研究更应注重系列样品的采集、系列样品方法的应用
聚落考古学研究较之一般遗址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对年代学研究上的要求也会相应更高。比如对于聚落的形成、发展、变化，聚落布局、各分区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需要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以及各遗址之间年代上的比较。所以，系列样品的应用应是必不可少，系列样品的采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系列样品方法的特点是可以有效缩小日历年误差，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遵循系列样品方法应用的三条基本条件。其中直接同采样相关的是考古学分期成熟这一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年代学研究的实践都证明，应用系列样品方法解决年代问题必须同考古密切结合，因为只有成熟、细化的考古学分期，才能使最终数据的拟合科学、有效。所以应该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考古学分期为依据做好系列样品的采集工作。
具体样品采集中，比如可以应用全站仪记录样品所在的坐标位置，并注意收集周边相关的环境状况信息等等，以有利于年代结果的分析。
二、关于古人类食物状况研究取样
古人类食物状况研究是近些年逐渐开展的新的应用研究，它是通过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当时人们的食物状况信息。目前已有的研究显示，通过这一分析技术不仅可以获悉人们吃什么，由此还可以探讨家畜的饲养方式，气候环境等的变化，并为农业起源研究等提供依据。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配合年代测定工作通过结合墓葬规格、随葬品情况等研究，应用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仰韶时期中原一带社会等级差别在食物享用上的体现，为社会复杂化研究，为文明形成与演进的探讨补充了新的线索。据此，聚落研究中应用这一方法应该也会获得很有意义的结果。
这一研究工作主要需采集遗址、墓葬等遗迹中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因为动物骨除了可用于动物本身的食物研究外，还可以作为对人的食物研究的佐证，所以不应忽视。
对于保存较好的骨样品取样量仅需几公分长就可以。
关于所取的个体数，应该尽可能的多取，取全。若考虑到分析经费的限制，可以全面取样，分批测试。已有的分析工作显示，如果仅是比如依据不同区域、不同墓葬类型、不同随葬品情况等选择一定的样品个体数进行分析，会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会影响信息的获取程度，也使分析结果的局限性增大。比如我们最早做的二里头遗址的分析工作，因为刚开始时所取个体数相对较少，其分析结果的偏离自然就会大一些，而且也难以细化到遗址中每个局部区域上的考察。陶寺遗址的情况也是如此。之后相对较多的个体数的分析，使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更为接近，使结论更具代表性。西坡墓地人骨资料保存状况较为完好，比较齐全，为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提供了条件，从而也获得了更为满意的结果。
夏正楷（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这次来考古所参加聚落考古座谈会，主要是想和搞聚落考古的同事交流一下如何研究聚落，通过前面大家的发言，我对在第一线工作的各位领队和队长的想法和做法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很受启发。聚落这个概念是从地理学来的，包括聚落的概念、形态、内部结构和聚落间的分布格局等等。上次在郑州开聚落会议时，有代表讲聚落间的分布格局呈六边形，实际上这个六边形格局地理界在40年前就提出来了。严先生提出聚落考古研究包括，生态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这三方面的内容，严先生将生态环境列为聚落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因为生态环境不仅涉及到一个聚落的形态，而且也涉及聚落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环境考古学可以在这一方面为聚落研究提供必要的环境背景的材料，希望能够在聚落研究中起点作用。刚才有不少人提到区域调查，过去我们也跟着做过一些区域调查，后来感到在聚落中，人和环境的关系可能要更密切一些，于是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大遗址，开展大遗址的环境考古工作。围绕聚落考古，我们可以做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聚落外部的自然环境，要搞清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地貌环境和水文环境，这个问题很重要，过去习惯上把对自然环境的研究局限于气候变化，实际上，对于一个聚落来讲，气候环境和植被条件固然有很大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地貌和水文，地貌的变化和河流的变迁对聚落的影响最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资源情况，聚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支撑。人们吃的粮食哪里来的，周围的土地利用情况如何，制作工具的石料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食盐来源和水源地等等，这样就可以把聚落研究做的更丰富，更精彩。这个水源问题对于聚落的存在和发展是很重要的。
例如，仰韶和西坡聚落都在黄土台塬上，居民用的水是哪里来的。我们在很多地方的黄土台塬上发现了仰韶时期的古湖沼，最近有人报道，仰韶村附近当时就分布有湖沼，可能是仰韶人的水源地。在山西周家庄遗址，我们也找过水源地，开始在遗址南边的一条黄土沟里找，这是一条新沟，是后来切下去的沟，前几年沟中还有泉水，后来干了。龙山时期，沟没有现在深，沟底的泉水不可能出露，周家庄的水源可能还在比较高的位置上。聚落内部的环境考古研究，要注意聚落的微地貌，微地貌对聚落内部结构的分布格局十分重要。我和许宏先生合作，本来想搞一下二里头的微地貌，但是过去的钻探的资料不能用，缺少坐标和高程，做不了，只好放弃了，将来有条件了还要做。还有就是这个聚落受过什么样的灾难性事件。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我国自古就多灾多难。除了著名的青海喇家遗址之外，这几年我们又发现了许多史前洪水和地震的遗迹（图12、13）。像周家庄遗址，在龙山晚期经常受到洪水的威胁，这对周家庄聚落的形态和兴衰会不会有影响。山水进了遗址之后，就堆积了淤泥，洪水之后人们又开始在淤泥层上生活，人进水退，水进人退的的多次反复，就给我们留下了淤土层和灰坑在剖面上的交替出现，我们测了三个不同层位的灰坑，年代都是龙山晚期，这一时期的洪涝对遗址的消亡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二里头遗址，在都邑出现之前，伊洛河曾发生过一次大洪水，洪水导致的洛河决口改道和退却之后形成的泛滥平原，为二里头都邑遗址的选址和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地貌条件。因此，研究灾害事件对聚落研究还是有好处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工作都必须和考古工作相结合，否则，就成了单纯的古环境研究。
河南薛村遗址地裂缝
河南西金城遗址龙山晚期洪水遗迹
还有一个建议，在聚落考古的发掘中，不能一见生土就不挖了。见生土不挖，绝对是有问题的。那年山东做的大辛庄遗址，淤土下面不就发现后李了吗。上面是龙山，下面是后李。这个后李被淤土掩埋了。后来我们一测年，淤土的年代大致在距今8000年前后，是当时一次洪水事件的记录。所以见了生土最好再适当探探下面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这对于聚落演变历史的研究还是有好处的。
陈星灿
今天是我们“聚落考古研究中心”这个非实体研究机构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小范围的会议，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今后还是欢迎各位专家在我们接下来将要召开的各类会议上，继续保持这种热情，支持我们中心的工作，为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上一个新的台阶而贡献各自的智慧。谢谢大家！ （记录者 翟少冬 整理 赵春青 翟少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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