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後期延安文學中的『語言』(3)

  來源: 中國文學網

因此，知識分子在整風期間對意識形態理論的接受過程其實正是對『毛文體』或毛澤東話語的習得過程。毛澤東的意識形態話語表現在文學觀念上便形成了黨的文學觀。此種文學觀需要『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因爲『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毛澤東就此詰問道：『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農民語言和民間語言正是在此種歷史情境下開始大量進入延安作家的社會實踐和話語實踐，並因之進一步改寫了延安作家的語言觀。  


　　正是由於新的意識形態話語構成了居於特定文學話語之上的總體性存在，因此，在我看來，文藝整風後延安作家的走向民間與『民族形式』論爭期間的走向民間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內涵。如果說『民族形式』論爭期間在文藝創作中浮現出來的『民間』具有民族一現代性這樣的現代性內涵的話，那麼，整風後凸顯而出的『民間』就必然具有階級一民族一現代性這樣的現代性內涵，即民間在黨的文學觀支配下必然成爲黨的『民間』或意識形態化的民間。這不僅體現在當時對於民間藝人和民間文化形態的改造中，也無疑表現在對於民間藝術形式和民間語言的利用中。  
　　  
　　三  
　　  
　　1944年5月，張庚在介紹『魯藝工作團』下鄉演出的秧歌經驗時指出：『我們的秧歌都是用陝北話寫的，也用陝北話演，我們在語言上的確比從前那種清湯寡水的普通話活潑生動得多了』，已經在語言上向『工農兵化』邁進了一大步。所謂語言的工農兵化，實際就是語言的民間化、地方化。但是，張庚接著指出，這裡還有著階級屬性上的分野，地域化的方言土語並不就是『工農兵的語言』，因爲『在地方語言中還包括了地主的語言』。這樣，在向民間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必然首先要求延安作家或知識者具有階級分析的眼光。而這自然只有經過長期的馬列主義學習和思想改造才能習得。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在階級論觀照下，農民語言是否還能成爲一種真正的民間化語言?是否能夠成爲一種意義語言進入文藝創作之中?  


　　先以【動員起來】爲例做一說明。這是一個小型秧歌劇，爲延安棗園文工團集體創作，寫的是轉變後的二流子張栓夫婦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和變工隊的精神風貌。當年在延安演出後，曾得到蕭三等人的好評，其中一點便是稱讚劇本『用了許多方言』，比如『得是』(是不是)、『靈醒』(聰明、伶俐)、『蜷在炕上睡齊太陽曬屁股』、『得溜大掛』(吊兒郎當)、『咕咕咚咚』(湊合湊合)、『一滿』(全部)、『好的諤』(好得很)、『胖個粗粗的』、『風吹谷葉沙啦啦響』，等等。蕭三認爲，由此既可見出『民間語言之豐富』，也能增強作品的形象感和民間氣息，使之更爲貼近陝北農民的真實生活狀貌。由此也可以發現，這些語彙在劇本中其實並沒有自足的意義，它們只有被組織進老村長的革命話語中才能整合出自身的意義。而老村長宣傳的正是毛澤東所言的『組織起來』――各級黨組織要『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支勞動大軍』。這一套話語，也爲張栓夫婦最終接受並且認同。因此，農民語言或民間語言，只有當它在更大範圍內進入到新的意識形態話語場中，才能轉化爲一套別有意義的語言。這一點，在周立波離開延安後創作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中表現得更爲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