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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
【札記】與【叢考】中的謬誤錯亂之處甚多，似由於甌北聰敏過人，每得一義即筆之於書，而不復檢原書。如【偽古文尚書】，至清初已成定案，甌北獨持異說，以古文二十五篇為經漢人重譯者，故體制如出一手。(【叢考】卷一【宋儒疑古文尚書】)此為想當然的理由，自無說服力。【札記】中誤亂之處尤多，姑舉數例於下。卷六【裴松之三國志注】篇，稱『松之所引書，凡五十餘種』，而所列書名已達一百五十一種，所引書目多謬誤，如作【獻帝春秋】者為袁迪之孫曄，字思光，竟被誤作『孫思光』。卷二一【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篇，『周祖犯闕時，居民得免劫奪者，惟此二趙之里』，二趙謂趙童子與趙鳳，按當時科舉有童子科目，趙鳳曾中之，以此世人習稱之為趙童子，此文分之為二人，誤甚。卷二四【宋初嚴懲贓吏】篇，『是時湯燾疏言』，湯燾乃蔣重珍之誤。【宋史】蔣重珍與湯q二傳同在卷四一一，而湯傳在前，甌北誤以蔣疏為湯疏，又誤『q』字為『燾』，可謂一誤再誤。卷二七【遼燕京】篇，『遼以巡幸為主，有東西南北四樓曰捺缽』，其實四樓為具體建築，各有固定地點，四捺缽為隨其所至之地而稱之，非實際建築，地點亦不固定，二者不能混為一談。這都是極明顯的謬誤。
【廿二史札記】的主要貢獻，在對各史書既有單獨的評述，又有綜合的考察，全面地探討了廿四史，為初讀廿四史者起了引導作用，亦為古代史學史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其次，書中使用了歸納比較、分析綜合的新方法，亦有創新的特殊意義。又其次，考據家受經學的影響，對於史書只能作個別字句和事件的訂正，而本書則進到史法與史事的綜合考察，已是一種創造性的成就。這都是應予較高的評價者。但經學的內容雖呆定僵化，其要求甚為嚴格，在此條件下形成的經學家，工作態度比較細緻認真。甌北擺脫經學的束縛是其取得創造性成就的因素之一，同時也容易流於粗疏散漫，因而產生許多硬性的失誤。抑尤有進者，所發之議論更時有性質嚴重的錯誤，如妄論紹興和議即其一例。
紹興和議為歷史上一幕醜劇，從當時到後世，凡有正義感者，無不斥之為賣國投降之舉。元人修史時，也以暗示的口氣說：『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史・交聘表序】)甌北獨有心立異，先提出一種理論：『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從而得出結論：『高宗利害切已，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卷二六【和議】)此說謬誤關鍵在混淆公正之和與屈辱之和的界限，當時人所力爭者為不接受屈辱之和，而宋高宗正是接受了屈辱之和。甌北之說，實際上為民族敗類、賣國分子張目撐腰，不可不予嚴肅的批判。
在治史方法上，他提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說法，也須予以澄清。【小引】中說：『間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又不敢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L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說，不免貽譏有識。』錢大昕曾譽之為『論古特識』，後人也多從而稱道之。其實這個原則在唐以前各史還大略適用，因為那時的野史筆記傳世者很少，各史書編纂也比較嚴謹。後世各史書皆為官修，既多蕪雜缺漏，而傳世的野史筆記又不乏佳作，所以在宋以後這一條原則便不能適用。這在【札記】本身就有許多明例，尤以【明史】部分採用野史之文為多，可見此說是不能成立的。又乾隆年間，於【遼】、【金】、【元】各史之人、地、官制等譯名均重新改定，造成學術界一場混亂，而【札記】之譯名，或新或舊，無一定標準，更形成一種意外的缺陷。
四
【廿二史札記】之謬誤雖多，究不能掩沒其優點，故成書之後，即為世人所重。錢大昕為作序，論之云：『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定曲直，不R其失，而亦樂道其長，視鄭漁仲、胡明仲專以詬罵炫世者，心地且遠過之。』周中孚作【鄭堂讀書記】，於【廿二史札記】之論斷，全取錢氏之說，可見其評語已為世人接受。而在經學居優勢的時期，此書在史學上雖有創造性的成就，未能引起一般人重視。如錢大昕與王鳴盛二人皆重經學，其工作亦較嚴密，趙氏之書比之則如附驥尾。故周中孚云：『在近儒評史之書，群推王、錢兩家，然惟雲崧堪與之鼎立爾。』(【鄭堂讀書記】卷三六)雖有意揚之，而正透露了當時人之重彼輕此。梁啓超也說：『清代學者之一般評判，大抵最推重錢，王次之，趙為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五章)
【廿二史札記】在史學上既有其特殊的成就，尤其是為讀二十四史者起着入門引導的作用，世人之評價遂漸提高。早年即傳入日本，為彼邦人士所重視，並予以翻刻。賴襄子成於丙戌年(道光六年，1826年)所寫之跋語云：『王鳴盛有【十七史商榷】，錢大昕有【二十二史考異】，皆與趙書同體，而趙可資實用。』又云：『世人往往貴耳賤目，若甌北者，措諸古人中極難得者，雖曰史學千古一人可也。』(文久元年謙謙舍刊本)其評價已列於錢、王二氏之書以上。民國時期，梁啓超謂錢、王二人之書，『其職志在考證史跡，訂訛正謬。惟趙書於每代之後，常有多條臚列史中故實，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此其特長也。』(【清代學術概論】第十四節)又說：『趙書能教吾儕以抽象的觀察史跡之法。』並謂輕視趙書者為『陋儒』。(【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五章)梁氏雖以三書並舉，而隱示趙書有高於錢、王二人之書者。中華書局編印【四部備要】，獨取【廿二史札記】而不取錢、王二書，其【書目提要】云：『在清代史學書中，其實用蓋在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也。』皆為實有所見之論。到現在，【廿二史札記】為讀舊史者必備之書，絕不是出於偶然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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