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岁高淳古方言濒临失传 不能指望口口相传（1）

  : 中华文史网

以方法面目出现的信念

　　《诸子不出於王官论》直接挑战的对象是章太炎，更准确地说，是章太炎的“方法”。在〈国故论衡〉、〈诸子学略说〉等文中，太炎对诸子思想出处问题持胡适所谓“诸子出於王官”之说，太炎用以支持其论点的方法，简单讲，就是汉学家的方法。如人们所理解的，汉学的方法中有服从权威的意味，但其主要精神是要求征验。胡适反驳太炎有四条理由：第一条，“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第二条，“九流无出於王官之理”；第三条，“《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第四条，《艺文志》之说乃“说”而非“证”。由此似乎可以作一个结论，太炎的论点是违背事实的，其方法是服从於汉儒权威的党派性观点，而无法求得征验。

　　1915年，胡适对“证”与“据”的不同就做过辨析，他说：“证者，根据事实、根据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结论（演绎），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归纳），是证也……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而“据者，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也”，“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我们同意“证”与“据”（“说”）的说理力度是有著相当大差异的，因而区分二者有其必要性。本著这种区分，能够达到克制汉学方法中服从权威的心态而发扬征验精神的结果，但是，在无事实的状态里，一切假说、一切断语、一切基於情态与意志之词是否尽皆失效？无事实，是否即为不可说，而必须保持沉默？还要顾及到传统学问形式上的一些特点，由於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往往是直陈的，保持著一种对於观念、结论、真理的直观性，因而在现代学者眼前表现出来的大都是全部论题的“上半截”，支持它的论据与论证的严密性都是隐性的，这是否就要说，那未曾在我们眼前呈示的即是不存在的？在这两个问题上，胡适显然表达了一种出自狭隘实证立场上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反驳，恰恰是违背胡适自己对“事实”关注的初衷，而是落脚在论点上做文章了。关注“事实”，就应该把工作的基准定在论据方面。为甚么胡适不能切实体现这样一种态度？很明白，他并不曾握有比太炎更多一些的事实。他如果真的握有更多的事实，一个像他那样信赖事实（至少他如此宣称）的人，一定会在否定了墨学出於清庙之守而谓“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之后能详细地列举其“凭据”的，可是他没有，因而我们也可以说胡适的“诸子不出於王官”之说同样属於“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对思想与事实之关系有一种相当片面的理解。仅有事实，再多的事实，也不足以完满地说明思想（因而，寻找事实，严格地讲已不属於思想工作）。事实构成思想的限制性条件，而思想的魅力总是显现於它对种种限制的超越之中；思想的尺度是自由，自由的想像力的广度和自由的创造力的深度，它的最低限度是解释事实的意义而不是描述事实本身；解释常常取决於解释者而不是被解释者，解释使同一事实在不同思想中分聂而不是达成若干个彼此雷同的结论。因此，一个思想的表达，可以基於对最简单的事实的观察，而无须基於对全部事实的观察；一个思想者在他的特有情境中对一个简单事实作打量时的那份眼力是为其思想带来个性的东西，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关心那个事实，以此思想为路标追寻退隐了的事实乃至“事实簇”呢？还是更加关心思想本身，关心为这个思想带来生命的思想主体何以从某种事实或其他各种因素中给出了这样的思想呢？一句话，我们是把思想当成过去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去关心，还是把它当成产生於过去、却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现时的存在去加以关心？取径前者则导向实证历史学，那正是胡适一系的路向，但是他们宣称自己从事的却是后者。或者说，他们要求用前一种手段（实证历史学）来完成后一种目的（思想及思想的历史），这就导致了不比太炎有多一些事实的胡适可以把自己的解释宣称为更靠近事实、具有事实一般的坚硬度。但显然，一个宣称更加热爱事实的人，并不是已然比那些未作宣称的人拥有了更多的事实。

  来源: 南京日报

高淳古方言已有“4000岁”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高淳古方言应归于吴语系，但因为其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时代的发音，属于古吴语，在全国方言里独此一家。高淳土话发音轻，语速快，多用浊音，即嘴唇轻动而气流从鼻腔发出，素有“语言活化石”的美称。此外，高淳土话从古至今一直无法书写，也缺乏音标体系，只靠当地人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对高淳古方言有深入研究的袁家旺告诉记者，在夏商周时代，高淳土著人曾经水道与吴地互通有无，因此受吴语影响形成了高淳的早期语言。“初步能确定的是，高淳话在东周，也就是距今天约4000年时基本形成；经过约1000年的发展，在距今约3000年时基本定形，一直延续到今天。”袁家旺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高淳也多次经历外来者的冲击，但高淳土话却一直没有被同化而消失。
    高淳地方史专家濮阳康京则表示，高淳方言与吴语相比，还有许多独特之处。他说，高淳所在地在15000年前曾是古丹阳大泽，后来随地质变化，逐渐形成东高西低、三面环水、一面有山的地理环境。从地域上看，高淳是吴语区伸向江淮的一个“半岛”，一面毗邻吴语区的溧阳，另外三面则被江淮方言区包围。身处重重包围，高淳方言却能自成体系，延续4000年不变，不能不说是语言文化中的一个奇迹。“分析原因，最重要的是因为高淳长期以来比较闭塞，虽是南京的郊县，但地处江苏最南端，到上世纪90年代还是全省唯一没有过境公路的县。此外，高淳人对自己的语言有一种独尊、固守、排外的情结，这也致使高淳方言能保留至今。”
    “女京”是“南京”，“切别”是“吃饭”，“洗宝宝”竟是“洗澡”，“卖纱帽”则是“问路”……对于高淳话，外地人总是听不懂。但多年从事高淳方言研究的该县教育局原局长袁家旺却对记者说：“如今你们听到的高淳话，多是已经改良过的‘高普话’(即高淳土话与普通话的结合体)，不算正宗高淳土话了。”
    袁家旺告诉记者，据统计，会讲正宗高淳土话的当地人已不到总人口的4%。“他们大多是常年生活在偏僻山村、从未出过远门的老人们。而当地7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至少去世500名。”袁家旺说，这样计算，最多还有20年，原汁原味的高淳土话就将彻底消失了。
    对于高淳土话的变迁，当地70岁的退休教师陈造庠很有发言权：“我1959年刚当上小学教师那时候，上课只讲高淳话，一年级甚至连汉语拼音都不教。”当时的陈造庠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高淳一所农村小学教语文。“那时高淳农村还相对闭塞，人们还固守着相互之间只说方言的老习惯，如果教学生普通话，老师是要被家长骂死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了33年语文老师，连古文诗句都用方言教学的陈造庠转岗了。“当时，我已被调到县城的实验小学任教，全国各地都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而我因为只会说方言，被安排到了课时较少的美术教师岗位上。”说起这段经历，陈造庠显得很无奈。
    如今，操着一口“高普话”的陈造庠经常被自己的孙辈们当笑话――“爷爷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以前怎么当老师呢？”每次听到这话，陈造庠总是一笑而过。他说：“ 现在高淳的孩子们虽然还能听得懂方言，但都已经不会说了。当然，我也支持他们说普通话，在社会极速发展、信息四通八达的今天，作为人类沟通工具的语言必须是与外界相通的。”
    与此同时，陈造庠与当地许多老人一样，也为高淳土话的即将消失而难过，对于伴随自己一辈子的古老方言充满着无限的眷恋。

    8年前高淳古方言曾“申遗”
    8 年前，高淳方言曾经受到过一次前所未有的关注。当时，县里成立高淳方言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抽调了一批教育、文化界的老同志，全面搜集整理高淳方言。当年担任高淳方言申遗工作小组组长的正是袁家旺。陈造庠等10多位老人和国内多所高校的语言学者参与了这项工作。
    从2002年至2005年间，袁家旺带领工作组走遍了全县8个乡镇，走访了75岁以上老人120多名，通过采集声音和图像的方式，对高淳方言展开了一次抢救性保存。
    “当年参与和配合我们工作的许多老人，在这些年间陆续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用方言说的话、演的戏，都已经被永久地记录成音像资料了。”袁家旺说，经过那一次大规模“抢救”，颂春、龙船号子、哭嫁等几十种用高淳方言展示的传统民间艺术也都被完整保存了下来。
    然而，当年那次轰轰烈烈的“申遗”没能成功。“主要原因是当时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设置方言类项目。”高淳文化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在查看相关申报资料后，也盛赞高淳方言历史悠久、很有特色，值得研究和保护。“最重要的是，经过这次大规模抢救，全县乃至全国都开始重视高淳方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近年间，袁家旺的工作组并没有停止工作，编写的《中国的高淳方言》、《高淳方言》、《高淳方言的民俗文化》等书都已经完成初稿。
    如今，高淳电视台和高淳当地其他媒体都开辟了方言节目和专栏，请当地文化、教育界的老人，在电视和报纸上用方言讲故事。濮阳康京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保护高淳方言的好尝试。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针对当地中小学生已经完全不会说正宗高淳方言的现状，有的学校也打算开办一些学讲方言的兴趣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