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史網 這種把解釋當事實、以求事實之法做思想工作的傾向在傳統的漢學方法中也能找到印跡,太炎正是當代漢學方法的活化身,這成為為甚麼太炎被胡適瞄上的一個表相的解釋。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胡適自己,正是帶著漢學方法一方面的缺陷去強調它另一方面的優勢,也就是說,胡適對太炎的批評,不過是漢學方法對於漢學方法的不滿,為甚麼會這樣呢?既然對太炎的不滿主要不在於『諸子出於王官』說與事實有多少出入(漢學、太炎注重徵驗或『事實』、胡適不握有更多的事實、胡適的駁論集中在論點方面),那麼,最不能愜胡適意的,是在信念方面。在胡適看來,『諸子出於王官』之說暗含了在諸子時代之上有一個『經』的時代的信念,『經』的時代並不缺乏事實,卻無法容納『科學』對這些事實的命名權,這樣,焦點就集中到對事實的命名權的爭奪上。為此,胡適可以宣稱,凡未蒙『科學』之名的事實都並非事實,事實將會由於其為經師所掌握而失真。命名權的爭奪典型地反映出兩種意識形態或兩種信念交戰的情狀,因而嚴格的學術性要求退居次席,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胡適對諸子出處問題的正面立論『皆本於世變之所急』為何經不起推敲了。章太炎被挑戰的主要不是作為漢學(方法)的象徵,而是作為經學(信念)的象徵,當然,他這兩方面都是合格的。但是,這樣的辯駁因而在方法上留下了缺憾,新的信念替代舊的信念,一種意識形態的更迭,藉助於學術話題,卻僅僅做了一種翻牌工作。『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為辯駁而辯駁,開意氣之爭的風氣,而缺乏元分析的穿刺力、說服力,可以說,信念在這裏把方法當做口號、把方法當做犧牲了。前面我曾說過,方法是被信念預含的,一旦有人宣稱,他發現一種超出其信念的方法,那麼,被犧牲的將不僅是方法,信念自身也出現了虧欠。
實證史學獨享傳統學問的企圖
『科學』作為信念一旦確立,它就要對經學的一切命名施行徹底解紐,重新予以命名。應該看到,這正是胡適『科學方法』的疑古意義之所在。在胡適或疑古主將顧頡剛為他們的思想所建立的譜系中,提到姚際恆、崔述的工作:崔述以經破傳、注,姚際恆以十三經中有認傳、記、注為經的成分,但最後都守住了經(經過重新認定)的地位。在胡、顧看來,這是姚、崔精神上不堅定、方法上不徹底的表現;實際上,這恰恰表現了姚、崔在根本信念上的古典主義立場。由於對這樣一個立場的恪守,他們的懷疑方法就被自覺地進行了劃界;方法一旦越界,表現的就是別樣的信念,也就可以說此方法不復為彼方法了。因而,胡適的懷疑並不像他自塑譜系所顯示的那樣是其中有機相連的一環;或者說,至少它是在新信念之下對既有方法一廂情願的沿仍。既有方法所具有的有效性,並不能確保它的新的應用。
當『科學』的信念替代了『經學』的信念,便出現了『科學的諸子學』。但『中國的學問是向來只有一尊觀念而沒有分科觀念的』,『科學』既要替代『經學』,『科學』自身之正當的表現又要取分科之學的面貌,這就為新的信念帶來一個莫大的難題,意思是,如果它要遵循其本分,對舊疆域它就無法收拾得住。實際上,胡適、顧頡剛也正表現了這樣一種內在矛盾:遵其本分,他們的話題被選定為古史(包含思想史)的方面,即現代分科之學的歷史學;要收拾全局,他們的目標是為『賽先生』張目。概言之,就是欲以古史的討論為思想革命之手段。因而可以知道,他們心目中的史學,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學科體系中的歷史學(『科學的史學』),而是章學誠所謂『經之流變必入於史』的史學(史學化了的經學)。
經學流變為史學,從正面看是它實現自身向學科現代轉化的趨勢;從負面看,這種以流變為現代化的辦法未能促使經學實行較充分的分化。本分的科學的歷史學當然不能承擔學科性質之外的甚麼使命,就這點來看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統』的疑古史觀,它在學科建設方面的成績是要打相當折扣的。因為,首先,古史問題最終需要的仍然是一種肯定性的描述系統,而不會到一種否定性的判斷為止,儘管恰如其分的否定是合理肯定的必要前提,但是在否定之時,就不能把合理肯定的可能性與方向性閉鎖住;『層累地造成』有大膽的想像力,同時明確地要求對於史實的嚴謹態度,但它應該暗示更多的史實恰能拉長歷史,卻不應引向對歷史本身的虛無主義的懷疑;其次,『層累地造成』是一種真實情況,並不意味着以這種方法描述而成的古史系統必然是荒誕不經的,因為歷史的實況往往會在一個描述的極限上顯示,沒有一個有限度的描述,超越此限度的真實歷史對描述而言往往並無必要。歷史探索也許類似於星際旅行,先行者只有抵達太陽系的邊際,後來者才可能越出銀河系的範圍;再次,對於歷史學科實證意味的強調,使得這種歷史觀念中無法容納神話、傳說等歷史因素,『層累地造成』準確地講是一種歷史學假說而非歷史假說,因而應該對神話、傳說等使歷史學科保有人文意蘊的成分有一種妥貼的理解與處置,而不應只關心『歷史的事實』即乾燥的事實。以實證史觀去打量【史記】,鮮明地表現了兩種史觀差異,太史公不能滿足實證要求的那些因素,反而是他的偉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