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史网 这种把解释当事实、以求事实之法做思想工作的倾向在传统的汉学方法中也能找到印迹,太炎正是当代汉学方法的活化身,这成为为甚么太炎被胡适瞄上的一个表相的解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胡适自己,正是带著汉学方法一方面的缺陷去强调它另一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胡适对太炎的批评,不过是汉学方法对于汉学方法的不满,为甚么会这样呢?既然对太炎的不满主要不在于“诸子出于王官”说与事实有多少出入(汉学、太炎注重征验或“事实”、胡适不握有更多的事实、胡适的驳论集中在论点方面),那么,最不能惬胡适意的,是在信念方面。在胡适看来,“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暗含了在诸子时代之上有一个“经”的时代的信念,“经”的时代并不缺乏事实,却无法容纳“科学”对这些事实的命名权,这样,焦点就集中到对事实的命名权的争夺上。为此,胡适可以宣称,凡未蒙“科学”之名的事实都并非事实,事实将会由于其为经师所掌握而失真。命名权的争夺典型地反映出两种意识形态或两种信念交战的情状,因而严格的学术性要求退居次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胡适对诸子出处问题的正面立论“皆本于世变之所急”为何经不起推敲了。章太炎被挑战的主要不是作为汉学(方法)的象征,而是作为经学(信念)的象征,当然,他这两方面都是合格的。但是,这样的辩驳因而在方法上留下了缺憾,新的信念替代旧的信念,一种意识形态的更迭,借助于学术话题,却仅仅做了一种翻牌工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为辩驳而辩驳,开意气之争的风气,而缺乏元分析的穿刺力、说服力,可以说,信念在这里把方法当做口号、把方法当做牺牲了。前面我曾说过,方法是被信念预含的,一旦有人宣称,他发现一种超出其信念的方法,那么,被牺牲的将不仅是方法,信念自身也出现了亏欠。
实证史学独享传统学问的企图
“科学”作为信念一旦确立,它就要对经学的一切命名施行彻底解纽,重新予以命名。应该看到,这正是胡适“科学方法”的疑古意义之所在。在胡适或疑古主将顾颉刚为他们的思想所建立的谱系中,提到姚际恒、崔述的工作:崔述以经破传、注,姚际恒以十三经中有认传、记、注为经的成分,但最后都守住了经(经过重新认定)的地位。在胡、顾看来,这是姚、崔精神上不坚定、方法上不彻底的表现;实际上,这恰恰表现了姚、崔在根本信念上的古典主义立场。由于对这样一个立场的恪守,他们的怀疑方法就被自觉地进行了划界;方法一旦越界,表现的就是别样的信念,也就可以说此方法不复为彼方法了。因而,胡适的怀疑并不像他自塑谱系所显示的那样是其中有机相连的一环;或者说,至少它是在新信念之下对既有方法一厢情愿的沿仍。既有方法所具有的有效性,并不能确保它的新的应用。
当“科学”的信念替代了“经学”的信念,便出现了“科学的诸子学”。但“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科学”既要替代“经学”,“科学”自身之正当的表现又要取分科之学的面貌,这就为新的信念带来一个莫大的难题,意思是,如果它要遵循其本分,对旧疆域它就无法收拾得住。实际上,胡适、顾颉刚也正表现了这样一种内在矛盾:遵其本分,他们的话题被选定为古史(包含思想史)的方面,即现代分科之学的历史学;要收拾全局,他们的目标是为“赛先生”张目。概言之,就是欲以古史的讨论为思想革命之手段。因而可以知道,他们心目中的史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学(“科学的史学”),而是章学诚所谓“经之流变必入于史”的史学(史学化了的经学)。
经学流变为史学,从正面看是它实现自身向学科现代转化的趋势;从负面看,这种以流变为现代化的办法未能促使经学实行较充分的分化。本分的科学的历史学当然不能承担学科性质之外的甚么使命,就这点来看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的疑古史观,它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成绩是要打相当折扣的。因为,首先,古史问题最终需要的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描述系统,而不会到一种否定性的判断为止,尽管恰如其分的否定是合理肯定的必要前提,但是在否定之时,就不能把合理肯定的可能性与方向性闭锁住;“层累地造成”有大胆的想像力,同时明确地要求对于史实的严谨态度,但它应该暗示更多的史实恰能拉长历史,却不应引向对历史本身的虚无主义的怀疑;其次,“层累地造成”是一种真实情况,并不意味着以这种方法描述而成的古史系统必然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历史的实况往往会在一个描述的极限上显示,没有一个有限度的描述,超越此限度的真实历史对描述而言往往并无必要。历史探索也许类似于星际旅行,先行者只有抵达太阳系的边际,后来者才可能越出银河系的范围;再次,对于历史学科实证意味的强调,使得这种历史观念中无法容纳神话、传说等历史因素,“层累地造成”准确地讲是一种历史学假说而非历史假说,因而应该对神话、传说等使历史学科保有人文意蕴的成分有一种妥贴的理解与处置,而不应只关心“历史的事实”即干燥的事实。以实证史观去打量《史记》,鲜明地表现了两种史观差异,太史公不能满足实证要求的那些因素,反而是他的伟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