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劍青]北京話的鄉土底色（1）

  : 中華文史網

郭老１９２９年曾斷言：『【尚書】是開始於唐・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真正的起頭。』（【郭沫若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大學教科書【世界史・古代史】，有世界古代史比較表一張。前２１世紀欄內有『禹傳子啟，夏朝建立』八個字。在前１７世紀欄內也有：『商湯滅夏，商朝建立』八字。表中不見五帝，忽略了黃帝。

　　有近代史學家自稱為疑古派，索性改名為『疑古』，與十宿道人形成對照。

　　歷來有不同的意見。唐朝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認定中華文明從黃帝始，成為唐後１０００多年各代政治家和治史學者之共識。張守節還算出，從黃帝到西漢天漢４年共２４１３年，即黃帝紀元始於２５１０ＢＣ（【史記正義・序】，唐，公元７３６年）。吳澤先生將商代斷為前１７６６年至前１１２２年，共６４４年。他說，『過去許多人終是喜歡無條件疑古，好像夏殷周三代歷史，「文獻不足」，「靡得而記」，不能研究，就是「正史」裏的【尚書】、【史記】等，有關夏代商代的歷史紀事，也認為不足憑信。不作科學的考古，不觸及史實，全盤取消，態度上是欠嚴謹的』。『【史記・殷本紀】所載帝王名字與甲骨文中所載殷帝王的名諡差不多完全符合，就是世代的次序，也大體一致，無何差異。【殷本紀】所載殷帝王名諡、世次等，甲骨文字差不多都給以證明不誤了。』（【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１９５１年）。

　　尹達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國古代社會的傳說裏究竟是否全屬偽造？在這些疑說紛紜、似是而非的神話般的古史傳說中是否有真正的社會歷史的素地？』他認為，考古學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這些神話的傳說自有真正的史實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見【尹達史學論著選集】，４５０頁；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２３頁）

　　最使炎黃子孫們迷惘的，莫過於忽略黃帝的存在。

　　陝西有黃帝陵，中華人文始祖的象徵，近年正按國務院決定進行修葺。春秋以後兩千七百多年來，赴黃陵祭祖者絡繹不絕。漢武仙台，悠乎屹立。從秦文公（前７５６年）到清朝，歷代帝王的祭陵昭祖者史錄７６次，留存碑文３０余方。

　　１８９４年中日海戰，清廷敗簽【馬關條約】，割台灣與日本。台胞奮起抗爭，抗日領袖邱逢甲『上書宰相毀苛約，落日來登黃帝陵』。

　　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毛澤東手書祭文，向軒轅黃帝宣誓曰：『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時果之儀致祭於我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而致詞曰：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祭文最後說：『東等不才，劍履俱奮；萬裏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鬥，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主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監臨之，皇天后土。尚饗。』

　　黃陵還存有魯迅的詩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是為１９０１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清簽【辛丑條約】後，魯迅憤書於日本。

　　在炎黃子孫的眼裏，古代那麼多而詳的關於黃帝的紀錄，名諡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實清楚，可信可鑑。有些歷史學家的著述與此迥然不同，很煞風景。

　　中國近代史上還有一重大事件，與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直接有關。１９０５年孫中山建立同盟會，在東京辦了【民報】。為與清朝劃清界限，改用了從黃帝開始的紀年，把清光緒３１年（１９０５年）定義為『中國開國紀元４６０３年』。在首頁印了『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畫像。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先生於１２月２９日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正式決定中華民國改用按【民報】推算的黃帝紀年，通令全國執行。中華民國元年定為黃帝４６０９年。依此，黃帝紀元開始於公元前２６９８年。這大概是由當時在東京的史學家推算的，由於【民報】的威望，為多數革命家所接受。孫中山通電發出後，各省群起響應，各地報紙改用新紀年。但江蘇的歷史學家另有推算，認為１９１１年是黃帝４４０２年，江蘇報紙採用了自己的紀年，比『法定』晚了２０７年。另有黃藻編輯的【黃帝魂】一書，初版於１９０３年，後多次出版，影響很大。其中刊出由別的歷史學家推算的黃帝紀元，民國元年定為黃帝４６２２年，比法定紀元又早了１３年。可見，當時各地歷史學家眾說紛紜，沒有一致意見。後來黃帝紀元沒有用下去，不知史學界意見不一致是否是原因之一。

  來源: 東方早報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方言調查和研究，在西方語言學的影響下，都走入描寫語音一途，  
而對方言背後的人情風俗，往往置之不論，齊如山的【北京土話】特別究心於此，反而見得彌足珍貴了。

【北京土話】，齊如山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323頁，32.00元

一生以研究國劇為職志的齊如山，同時也是北京風俗熱心的記錄者與整理者。抗戰爆發後，齊如山閉戶自守，閒居無事，又因為所有關於戲劇的書籍資料都存放於國劇學會，一時無法取出，便只好就平時閱歷所積，將北京風土民情的若干材料，寫成幾本小書，聊破淪陷時期生活的岑寂，後來出版的【北京土話】、【諺語錄】、【北京三百六十行】便是其中的幾種。  

與他的國劇研究一樣，齊如山的北京風土著述，幾乎全是自日常生活經驗中得來，並不假借於書本。齊如山交友廣闊，北京社會上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幾乎全有他的熟人，加上他勤敏好問，博咨周訪，於是見聞日廣，對經史典籍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也不免產生懷疑。齊如山說他自己的治學方法是『書本以外找東西』，這似乎與傳統的路數大異其趣，不過陳紀瀅卻認為，齊如山在這裏正是受到了清代顏李學派的影響，繼承的是『中國文人的傳統』：

齊氏絕不僅是位戲劇學者，看了他的其他著作，就可知他博淹通才，是位飽學之士。他稱得上是一位民俗學家和社會學家。他不但對農業、工業、商業有研究也有經驗，他仍是位化學家。他何以有這麼廣泛的知識？我以為除了他深得儒家的那種好學不倦鑽研不已的精神外，整個氣質更嚴重地接受了顏李學派的影響。顏習齋，李恕谷，一個博野縣人，一個蠡縣人，與高陽毗鄰。這一帶，除了純樸敦厚民風外，鄉民處世哲學特別着重務實勵行，不管你功名多麼高，一定要知稼穡；而光知道還不行，仍須會做，真正做到既耕且讀。後來張蔭梧所辦四存中學，就是要學生們半耕半讀。如老在家時喜歡操作，什麼事情都愛親自下手，做飯，種花，打掃院子，收拾屋子，樣樣都來。這種精神實在是中國文人的傳統。（陳紀瀅【齊如山先生著述與晚年】，【傳記文學】第2卷第6期，1963年6月）

張其昀在給【齊如山回憶錄】寫序時，也有類似的說法。齊如山是否自覺接續顏李學派一脈，未可遽為定論，不過他確曾在清儒中尋找過自己的同路人，只不過找的不是顏李二位，而是顧炎武和郝懿行：『其實真正研究經學者，也永遠不會離開社會，如顧亭林為研究經學，各處去訪問，郝蘭皋著【爾雅義述】，也多靠到各處實地調查。』（【齊如山回憶錄】第280頁）儒家確實有篤學力行的傳統，甚至齊如山『遇到一種不明了的事情，我必要追究追究他，絕對不會放過去』的習慣，也頗有儒家以一事不知為恥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