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北京话的乡土底色（1）

  : 中华文史网

郭老１９２９年曾断言：“《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郭沫若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有世界古代史比较表一张。前２１世纪栏内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八个字。在前１７世纪栏内也有：“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八字。表中不见五帝，忽略了黄帝。

　　有近代史学家自称为疑古派，索性改名为“疑古”，与十宿道人形成对照。

　　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唐朝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认定中华文明从黄帝始，成为唐后１０００多年各代政治家和治史学者之共识。张守节还算出，从黄帝到西汉天汉４年共２４１３年，即黄帝纪元始于２５１０ＢＣ（《史记正义・序》，唐，公元７３６年）。吴泽先生将商代断为前１７６６年至前１１２２年，共６４４年。他说，“过去许多人终是喜欢无条件疑古，好像夏殷周三代历史，‘文献不足’，‘靡得而记’，不能研究，就是‘正史’里的《尚书》、《史记》等，有关夏代商代的历史纪事，也认为不足凭信。不作科学的考古，不触及史实，全盘取消，态度上是欠严谨的”。“《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王名字与甲骨文中所载殷帝王的名谥差不多完全符合，就是世代的次序，也大体一致，无何差异。《殷本纪》所载殷帝王名谥、世次等，甲骨文字差不多都给以证明不误了。”（《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１９５１年）。

　　尹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见《尹达史学论著选集》，４５０页；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２３页）

　　最使炎黄子孙们迷惘的，莫过于忽略黄帝的存在。

　　陕西有黄帝陵，中华人文始祖的象征，近年正按国务院决定进行修葺。春秋以后两千七百多年来，赴黄陵祭祖者络绎不绝。汉武仙台，悠乎屹立。从秦文公（前７５６年）到清朝，历代帝王的祭陵昭祖者史录７６次，留存碑文３０余方。

　　１８９４年中日海战，清廷败签《马关条约》，割台湾与日本。台胞奋起抗争，抗日领袖邱逢甲“上书宰相毁苛约，落日来登黄帝陵”。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毛泽东手书祭文，向轩辕黄帝宣誓曰：“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祭文最后说：“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监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黄陵还存有鲁迅的诗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为１９０１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签《辛丑条约》后，鲁迅愤书于日本。

　　在炎黄子孙的眼里，古代那么多而详的关于黄帝的纪录，名谥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与此迥然不同，很煞风景。

　　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重大事件，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直接有关。１９０５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在东京办了《民报》。为与清朝划清界限，改用了从黄帝开始的纪年，把清光绪３１年（１９０５年）定义为“中国开国纪元４６０３年”。在首页印了“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画像。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于１２月２９日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正式决定中华民国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通令全国执行。中华民国元年定为黄帝４６０９年。依此，黄帝纪元开始于公元前２６９８年。这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由于《民报》的威望，为多数革命家所接受。孙中山通电发出后，各省群起响应，各地报纸改用新纪年。但江苏的历史学家另有推算，认为１９１１年是黄帝４４０２年，江苏报纸采用了自己的纪年，比“法定”晚了２０７年。另有黄藻编辑的《黄帝魂》一书，初版于１９０３年，后多次出版，影响很大。其中刊出由别的历史学家推算的黄帝纪元，民国元年定为黄帝４６２２年，比法定纪元又早了１３年。可见，当时各地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没有一致意见。后来黄帝纪元没有用下去，不知史学界意见不一致是否是原因之一。

  来源: 东方早报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方言调查和研究，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都走入描写语音一途，  
而对方言背后的人情风俗，往往置之不论，齐如山的《北京土话》特别究心于此，反而见得弥足珍贵了。

《北京土话》，齐如山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323页，32.00元

一生以研究国剧为职志的齐如山，同时也是北京风俗热心的记录者与整理者。抗战爆发后，齐如山闭户自守，闲居无事，又因为所有关于戏剧的书籍资料都存放于国剧学会，一时无法取出，便只好就平时阅历所积，将北京风土民情的若干材料，写成几本小书，聊破沦陷时期生活的岑寂，后来出版的《北京土话》、《谚语录》、《北京三百六十行》便是其中的几种。  

与他的国剧研究一样，齐如山的北京风土著述，几乎全是自日常生活经验中得来，并不假借于书本。齐如山交友广阔，北京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几乎全有他的熟人，加上他勤敏好问，博咨周访，于是见闻日广，对经史典籍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也不免产生怀疑。齐如山说他自己的治学方法是“书本以外找东西”，这似乎与传统的路数大异其趣，不过陈纪滢却认为，齐如山在这里正是受到了清代颜李学派的影响，继承的是“中国文人的传统”：

齐氏绝不仅是位戏剧学者，看了他的其他著作，就可知他博淹通才，是位饱学之士。他称得上是一位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不但对农业、工业、商业有研究也有经验，他仍是位化学家。他何以有这么广泛的知识？我以为除了他深得儒家的那种好学不倦钻研不已的精神外，整个气质更严重地接受了颜李学派的影响。颜习斋，李恕谷，一个博野县人，一个蠡县人，与高阳毗邻。这一带，除了纯朴敦厚民风外，乡民处世哲学特别着重务实励行，不管你功名多么高，一定要知稼穑；而光知道还不行，仍须会做，真正做到既耕且读。后来张荫梧所办四存中学，就是要学生们半耕半读。如老在家时喜欢操作，什么事情都爱亲自下手，做饭，种花，打扫院子，收拾屋子，样样都来。这种精神实在是中国文人的传统。（陈纪滢《齐如山先生著述与晚年》，《传记文学》第2卷第6期，1963年6月）

张其昀在给《齐如山回忆录》写序时，也有类似的说法。齐如山是否自觉接续颜李学派一脉，未可遽为定论，不过他确曾在清儒中寻找过自己的同路人，只不过找的不是颜李二位，而是顾炎武和郝懿行：“其实真正研究经学者，也永远不会离开社会，如顾亭林为研究经学，各处去访问，郝兰皋著《尔雅义述》，也多靠到各处实地调查。”（《齐如山回忆录》第280页）儒家确实有笃学力行的传统，甚至齐如山“遇到一种不明了的事情，我必要追究追究他，绝对不会放过去”的习惯，也颇有儒家以一事不知为耻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