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庵词选》及其在词学史上的价值

  作者: 蒋哲伦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对文学选本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大意是说，选本实乃选者借古人的文章寄寓自己的见解，读者习焉不察，每每会被选者的手眼所拘限。但他同时又指出：“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年版）确乎如此，我们常看到，一个好的选本不仅能为所选时代的文学创作保留其精华，且透过选者的手眼，还能让人窥见此一传统被接受时的文化氛围与审美心态，而若选家在选文时更附以有关资料及评点，则选本的价值愈益增大。《花庵词选》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多方面功能的文学选本，所以在古今众多的唐宋词总集里仍值得我们关注。
　　《花庵词选》的编选者黄升，字叔D，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南宋建安（今属福建建瓯）人，《四库全书总目》考为建阳人（建阳与建瓯今同属福建南平市）。生卒年不详。按，据其吟友冯取洽所作《沁园春・中和节日为黄玉林寿》词“百年大齐，洽则平分二句，可见活到五十岁以上。而黄氏《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自序末署“淳v己酉，则当理宗淳v九年（1249）时尚在世。据此推断，他大约生存并活动于南宋王朝中后期的宁宗、理宗二朝。黄升为人淡泊名利，绝意仕进，友人胡德方谓其“早弃科举，雅意读书，间从吟咏自适，被目为“泉石清士（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首胡德方序）。他早年曾受知于泉州知州游九功，游氏《答黄叔D诗》也赞其“独行固不移，尤在审去取（见《宋诗纪事》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后与魏庆之过从甚密，曾为魏氏《诗人玉屑》题序。黄氏善填词，存有《散花庵词》一卷，收入《百家词》（明吴讷编）、《宋六十名家词》（明毛晋编）和《四库全书》。又撰有《中兴诗话补遗》（亦称《玉林诗话》）和《中兴词话补遗》，原著已佚，魏庆之《诗人玉屑》并加收辑。除此之外，他留下的最大业绩便是编选《花庵词选》一书了。书中附有其个人的评语，后被《增修名贤草堂诗余》所征引，称《玉林词话》。
　　现在来看《花庵词选》，这个书名并不是黄氏原有的。今存《花庵词选》本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共十卷，选唐五代北宋时期134家词17首；后一部分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亦十卷，选宋室南渡以后88家，末附黄升本人词，共760首。这两部分在南宋以至明代的刻本中大都是分别成书、各自刊行的，可见原系两个独立的本子，并无统一的名称。又，书中所载黄氏自序及友人胡德方序，在民国十三年（1924）武进陶氏涉园影宋本里均录于《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之卷首，而黄氏自序中又明确表达了编选此书以接续《花间集》、《乐府雅词》、《复雅歌词》等选录唐五代与北宋人词作之书的用意，故有人推断黄氏之选起初仅限于南宋诸家（即《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后来方续成前面部分（即《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这也表明两个本子原为各自分立的。但因其皆出于黄氏之手，所选时代又相连属，在流传过程中便逐渐合二而一了。今存明末毛晋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即将其合编为《花庵绝妙词选》二十卷，称“绝妙词选是沿用旧题，而冠以“花庵字样，显系为了与周密所选《绝妙好词》相区别。至《四库全书》著录时，则干脆连“绝妙二字亦省去，径作《花庵词选》二十卷（后十卷加“续集二字），承袭以至今天。
　　然则，作为一个选本，《花庵词选》除了作为词的读本外，在词学史上还具有什么重要价值呢？这又需要从编选者的意图说起。我们且将黄升自序中的一大段话引录如下：
　　长短句始于唐，盛于宋。唐词具载《花间集》，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而《复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吁，亦备矣！况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然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
　　这里表白了几层意思：一是黄升以前词的选本最重要的有《花间集》、《乐府雅词》、《复雅歌词》三种（后一种今佚），他们分别代表唐人（包括五代）词、北宋词和唐宋词合编的总汇，尤以《复雅歌词》采录较为齐备，但年限只及于北宋末叶；二是南渡以来词人辈出，词作极盛，仅黄氏搜采所得就有数百家之多，更从中选出佳妙，以成此编；三是选词数量虽有限制，或囿于“尝鼎一脔，但所选对象却已包罗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等各种风格，实足以体现南宋一代之概貌。综合这几层意思，黄氏的用心自不难窥见。《四库全书总目》有云：“观升自序，其意盖欲以继起崇祚《花间集》、曾V《乐府雅词》之后，故搜罗颇广。恰切地指明了黄升以续选一代词自命的用意所在。我们知道，选本的价值不光在于能保存所选的资料，更主要的是，通过代表作的指认，能引导人们去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及其基本走向。前人所谓“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陈维崧《词学序》，见《湖海楼文集》卷三，清乾隆六十年（179）浩然堂刊本），虽重在词学与经学、史学相贯通的理念上，也包含“选词即所以存词之史的意味。黄氏此选（连同其后来续编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既以展示一代词风为标的，那么“选词存史必然成为他的指导思想。胡德方序以为“此选博观约取……使人得一编，则可以尽见词家之奇，已经隐约地透露出选者以选词存史的消息。至毛晋《花庵词选跋》便点明其“盖可作词史云。近人龙榆生亦称道本书“颇具文学史性质。这些都表明了《花庵词选》“选词存史的特色，是我们评价此书时所必须牢牢掌握的。
　　《花庵词选》“选词存史的特色，从各方面均有所反映。首先，在选词范围上，本书收罗宏富，别择精当，确能显现一代词林的风范。前已述及，此书前后两部分共选唐宋二代223家（包括黄氏本人）词1277首，数量相当可观，较之于《花间集》仅录18家词和《乐府雅词》收辑34家词作，应该说有了明显的拓展。时代分布上，选唐五代词26家104首，北宋词108家413首，南宋词89家760首，在体现详近略远的大原则下，安排也还大体均匀。故明人茹天成《重刻绝妙词选引》誉为“词家之精英，可谓尽富尽美矣，能够代表后世读者对此书的肯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收载的并不限于当世的大家名篇，对于存量极少以及不为人关注的作者及其佳作亦不忽略。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录有贾子明《木兰花令》一首，题下附记云：“平生唯赋此一词，极有风味。另，《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选入吴彦高《春从天上来》、《青衫湿》二首，篇末缀语曰：“右二曲皆精妙凄婉，惜无人拈出，今录入选，必有能知其味者。这些地方皆能见出选家博采旁收的功力。但选者也并不贪多务得。黄氏自序中述及当时流传的《复雅歌词》采集唐五代北宋词已达4300余首之多，而黄氏择存仅17首（内中包括其自具只眼的选篇），可见在鉴别上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精于持择，“去取亦特为谨严，非《草堂诗余》之类参杂俗格者可比，《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称其“去取精审，在曾V之上，所论洵为允当。
　　其次，《花庵词选》有自己的合乎历史潮流的词学宗旨，这也是它选词得以“存史的重要条件。综观唐宋人现存的词作选本，似可大别为雅俗两类。最早的《云谣集杂曲子》所收都是唐代民间流行的曲辞，其合俗的性质自不待言。后起的《花间》、《尊前》、《金奁》诸集虽由文人编集，仍是为妓乐传唱而设，其不脱俗也很自然。直至南宋庆元年间问世的《草堂诗余》，也还属于那个时代流行歌曲集的类编，应歌而设、取便于歌者的根本性质并未改变。这种合俗倾向的长期持续，是与词这一文体原本出自曲子以及词以合乐的传统有关。然而，自从文人学士染指作词之后，其走向雅化的趋势便不可避免。特别是北宋中叶苏轼等人开了“以诗为词的风气，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得到广泛的应用；至南宋，崇雅更演化为词坛的主流风尚。在这种形势下，后出的许多选本如《乐府雅词》、《复雅歌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均以“雅为标榜，自不足为奇。就具体词人词作而言，雅词或俗词皆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必故为高下轩轾，但就词这一特定诗体的演化过程而言，脱俗入雅在当时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若一味株守词以应歌的传统来编词集，不免会舍弃相当一部分雅化的作品，于是词体的演进轨迹也就变得不分明了。黄升所选大致上与偏重雅歌词的一路相应，而又有其自身的特色。一是他虽然尚雅，却并不一概排斥侧艳或近俗之作，像曾V编《乐府雅词》，明确标榜“涉谐谑则去之，宣称历来归诸欧阳修名下的“艳曲，皆属伪托，“今悉删除，这就显得有头巾气了。而黄升却在自序中表示对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的“佳作并加收录，所以不仅选入欧阳修的“艳曲，还载录不少《花间》诸人以及柳永、周邦彦等人的艳情词作，态度要开放得多。再一点是同属尚雅，而各家取向仍有歧异。如赵闻礼选编《阳春白雪》，正集八卷皆为婉约词，另立外集一卷收豪放词，其宗尚婉约派的倾向十分鲜明。周密选《绝妙好词》似亦偏向婉约，如吴文英词录有16首之多，为周密自选词（22首）以外最多的一家；他如史达祖10首、王沂孙10首，亦皆属婉约派代表词人，而豪放派大家辛弃疾仅录3首，轻重之意显然。相比之下，《花庵词选》推重豪放清雅之风的趣尚便表露出来了，其选词最多的四家为辛弃疾（42首）、刘克庄（42首）、姜夔（34首）和苏轼（31首），其中辛、刘、苏皆以豪放著称，而姜夔的清空作风也绝不近于软媚，其余如张元干、张孝祥、陆游、刘过诸人的豪放词作在集子里均占有一定比重。但书中所选也并不一味豪放，像录词24首的卢祖皋，就因其“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浙人皆唱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八“卢申之名下注）而受青睐；一些婉约派代表作家如秦观（16首）、柳永（11首）、周邦彦（17首）乃至史达祖（17首）等，都有相当数量的词作阑入，而苏、辛之类大家亦能注意体现其多样化的风格侧面。这样一来，以豪放清雅为主流、多种风格并行发展的词史结构便大致建立起来了，它不仅体现着南宋中叶词坛上对词的演化的一种审美期待，从把握整个唐宋词史的发展轨迹来说，也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或许是《花庵词选》在“选词存史上所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
　　

　　第三，《花庵词选》的编排体例亦有助于显示其“词史的眼光。我们说过，词的选本有不同的功能，这不单反映在选词上，同样也反映在编集上。最早的《云谣集杂曲子》是作为唱曲的底本而流传的，它按曲调分编，正是为了便于传唱。其后如《金奁集》、《梅苑》以至《阳春白雪》诸选，都还保留着这一按调分编、应乐传唱的传统。与此同时，适应着词的创作的文人化，词集的功能及其编排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一种常见的形态是以人立目，便于突出作者的地位，《花间集》开始以所谓“诗客曲子词即以词人为词作的主体，后来各种选本大多遵此体例。另一种形态是按类分编，如《梅苑》所选皆为咏梅之词，属专题选本，而《草堂诗余》则按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十一大类分编（每个大类再分若干小类），成一大型综合类选。类选的好处是将同类主题的作品放在一起，便于习作者观摩效法，对于文人之间常有的同题唱和活动而言，类选亦不失为引领入境的有效法门。词集编排由分调改为分类，正显示出词的功能由应歌转向了应社，以类相从的体例原是文人交游、结社以唱酬的产物。说到《花庵词选》，它也是以人立目的，但跟一般以人立目的选本略有不同，便是有一条明确的时代发展线索贯串其间。其前面十卷里，第一卷标“唐词，第二卷以下均标“宋词，除卷九录方外词人、卷十录女性词人为遵循惯例外，二至八卷所录北宋词人大体皆按年代先后编列，而后面十卷录入的南宋词人亦皆依此顺序。这显然跟编选者的“选词以存史的意图分不开。对照现存其他唐宋人选本，如《花间》与《尊前》只录唐五代人词，《乐府雅词》限于北宋，《绝妙好词》仅及南宋，时代跨度都比不上《花庵词选》。且《花间》选词范围局囿于西蜀一隅，《尊前》的编次略有错乱，《乐府雅词》虽以三十四家立目，而前面杂以转踏、大曲等不同体式，后附拾遗作品达170余首，又不按作者排列，显然缺乏严密的“史的意识。据此而言，以时代为经，以作者为纬，由选词以展现词史的基本轮廓，这正是后人称道《花庵》一书“可作词史和“颇具文学史性质的缘由，我们不应忽略。
　　末了，还要说一说选本中附有的传记资料及词人词作品评。在我国传统中，诗文总集附以传文及评语发源较早，汉人《诗》说、六臣注《文选》即其滥觞，唐人选唐诗数种实开其范例。词集而缀以考评的，可能以南宋初年的《复雅歌词》为肇始。此书今已不传，零星资料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所辑得，从其体例上看，显明的特征是选词加以简要评注，用来介绍写作背景并诠解词意。《花庵词选》成书稍晚于《复雅歌词》，却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附有选家考评文字的词选，其开创意义仍不容低估。这类考评文字在书中的分布，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缀于所选词人名下，内容包括小传及评语，间附资料考订，这类情况最为普遍；二是缀于篇题之下，多属对所选篇章的评论，时亦涉及作者风格，总体数量不多；第三种情形是附在篇末，虽仅偶尔一见，文字亦有长有短，而所谈常涉精妙，看来是选家选读时的兴到之语，留以飨诸同好。考评文字的作用亦可大别为两个方面：一是提供历史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于“每人名之下各注字号里贯，每篇题之下亦间附评语，俱足以资考核。又如毛晋《花庵词选跋》以为“《草堂》刻本多误字及失名者，赖此可证；所选或一首，或数十首，多寡不论，每一家缀数语记其始末，诠次微寓轩轾，盖可作词史云，皆是。这还只是从大处立说，若更从细微处探究，则如“唐词部分选录李白《清平乐令・翰林应制》二首，于篇题下注云：“按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这条注文不仅表明黄升本人对世传李白应制词四首的真伪鉴别，还帮助我们了解到唐人（实为五代时人）吕鹏编有《遏云集》，但此书早已失传，史志书目均未著录的事实，对于弄清词集的起源颇有好处。同样情况还有宋词别集，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八徐干臣“有《青山乐府》一卷、卷九僧仲殊“有词七卷，沈注为序、卷十吴淑姬“有词五卷，名《阳春白雪》，《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曾A父“有词一卷，谢景思为序、卷四吴子和“有词五卷，郑国辅序之、李居厚“有乐府一卷、卷八刘叔安“有《随如百咏》刊于三山、卷九宋谦父“其词集名《渔樵笛谱》，诸如此类可供考证的材料尚有多处，当细心发掘并加利用。不过黄氏缀语的主要价值还在于评，其特点是擅长从大处着眼，话语不多，颇能切中肯綮。如卷一“唐词下有总评曰：“凡看唐人词曲，当看其命意造语工致处，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用“语简意深四个字便概括出词在唐五代初起时的独特风貌，对把握词的演进规律很有参考作用。又如卷一李询《巫山一段云》题下评曰：“唐词多缘题而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而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这里所涉及的词的体制变化，对了解词由曲子词演变为纯文学的过程亦很重要。不光如此，在品评具体的作家作品时，黄氏也常显示出较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如评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评温庭筠：“词极流丽，宜为《花间集》之冠；评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评苏轼借引晁补之语：“东坡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南宋词人中评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评张孝祥引汤衡序：“笔酣兴健，顷刻而就，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评姜夔：“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这些评语虽多就单个作家作品立论，而眼光四射，映照其前后左右，遂使“评而兼具“史的性能，当亦是“选词存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黄氏之评还有非常精到的，如析周邦彦《瑞龙吟・春词》云：“此词自‘章台路’至‘归来旧处’是第一段，自‘黯凝伫’至‘盈盈笑语’是第二段，此谓之‘双拽头’，属正平调。自‘前度刘郎’以下即犯大石，系第三段，至‘归骑晚’以下四句再归正平。今诸本皆于‘吟笺赋笔’处分段者，非也。这对读词辨解音律、体制与篇章结构的关系，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又如评周氏《花犯》一词曰：“此只咏梅花，而纡余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余于此词亦云。其揭示词作构思之精巧，亦富于启发性。
　　以上我们从选、编、考、评诸方面考察了《花庵词选》一书的编纂特色和学术价值，由此不难明了其历史地位。在现存宋人的各种词选中，此书和周密的《绝妙好词》最受后人重视，亦互有短长。而清焦循《雕菰楼词语》则以为：“周密《绝妙好词》所选皆同于己者，一味轻柔圆腻而已。黄玉林《花庵绝妙词选》不名一家，其中如刘克庄诸作，磊落抑塞，真气百倍，非白石、玉田辈所能到，可见南宋人词不尽草窗一派也。（见《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所论不为无见。至于拿本书与《草堂诗余》、《乐府雅词》诸选相比较而推重本书者，前引《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均已述及。另外，书中的考评文字在后世多有单独流传者，今本《草堂诗余》里便收录了《花庵词选》的一部分评语；清朱彝尊选编《词综》，亦常引黄氏之说。而像“百代词曲之祖之类提法为后人辗转引用，几已成为词史中的定论，也绝非个别现象。至于乃若考证之取资于本书，实例更多。总之，作为历史上素有定评而至今仍未失却其意义的一部早期词选，此书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的。
　　《花庵词选》有多种版本存世。以《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单独刊行者，今尚存宋淳v九年（1249）刘诚甫原刊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另有武进陶氏涉园影宋刻本、无锡孙氏小渌天藏明翻宋刻本和数种明刻本行世。以《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刊行者，宋刻已佚，现存最早为明万历四年（176）舒伯明翻宋刻本，藏上海图书馆。更有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而仅三卷，录词凡68家172首者，据考为十卷本的初选本，有清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藏国家图书馆，1922年上海r影庐曾加影印。而将上述两个本子合刊，题《花庵绝妙词选》二十卷者，最早有明毛晋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同为二十卷合刊、改题《花庵词选》者，有《四库全书》本和另一种清钞本（后者藏南京图书馆）。又，《四部丛刊初编》本亦总名《花庵词选》，但系由两种明翻宋刻本（舒伯明刻本和无锡孙氏藏本）影印合成，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198年排印本即据以断句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唐宋人选唐宋词》校点本（邓子勉校点），其唐宋部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中兴部分则以陶氏涉园影宋刻本为底本，而又参校各种善本而成。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