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研究述略

  作者: 吴　波　肖新华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类型素有“传奇体”与“笔记体”之分，前者继承唐代传奇遗风，以藻绘修饰见长；后者踵武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崇尚质朴简淡的美学风格。迨至清代初至清中叶，这两类具有不同审美特点的文言小说均得到长足的发展，产生出了《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两部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阅微草堂笔记》出自清代鸿儒纪昀之手，由《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部分组成。其创作时间始于乾隆己酉（1765），终于嘉庆戊午（1775），前后延续十年之久。虽然每一部分出，“梨枣屡镌”，“翻刻者众”，但直至清嘉庆五年（1800）才由纪昀的门生、北平盛时彦合刻，从盛时彦的合刻本面世迄今已二百余年。
　　《阅微草堂笔记》最早的评论见于清人的序跋题识，如盛时彦作于乾隆癸丑（1793）十一月及嘉庆庚申（1800）八月的序跋、郑开禧道光十五年乙末（1835）的序以及道光丁未（1847）年嘉平小蓬莱山馆主人的题识等。盛时彦为纪昀门人，并为纪昀所倚重，“时彦夙从先生游，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于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阅微草堂笔记》序）。他在作于乾隆癸丑十一月的跋文中首先交代了纪昀创作的缘起、追溯其版本刊刻源流，并从学问、文章学的角度对《阅微草堂笔记》加以高度评价，认为它“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而其“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见焉”，并引述了纪昀论述小说的一段话，其中颇可见及纪昀反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奇小说“一书而兼二体”、“随意装点”、“摹绘如生”的小说观，是研究纪昀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材料。嘉庆庚申八月的序又从《阅微草堂笔记》的教化功能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价值，所谓“《滦阳消夏录》等五书，m诡奇谲，无所不载；惭箜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郑开禧的序则引用了纪昀自云：“不颠倒是非如《碧云h》，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纪》，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摈于君子。”指出《阅微草堂笔记》“词意忠厚，体例严谨，而大旨悉归劝惩”。从这些论述可见，早期学人的《阅微草堂笔记》评论主要着眼于它的“劝惩”教化功能，其中也兼及它的艺术特点以及纪昀本人的创作思想。另外，一些序跋题识中还交代了它的刊刻情况，这对于我们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版本源流将是十分重要的。
　　晚清时期，英、法、德、意、日、俄等外国列强凭藉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国内随即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之中。而满清统治者在此其间所暴露出来的软弱无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则又更促使国人思想的觉醒，“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抨击之意矣”（《中国小说史略》）。一部分受到了西方新思潮、新观念影响的有识之士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首先起来呼吁民众，倡导改良以图拯救。出自改良社会、革新文化的需要，他们极力渲染、强调小说与社会清明和政治革新的作用，认为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乎出经史之上，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之所持”（《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甚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批具有反对封建思想意识的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均受到推崇，对它们的评论也蔚然兴起。《阅微草堂笔记》因为具有浓厚的正统思想观念，并未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受到改良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但一些守旧的学人对它却极力推崇。有些学人甚至将它的价值提高至同时代所有文言小说之上。但他们所论述的观点、角度又有所不同。如俞鸿渐在《印雪轩随笔》中即说：“《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其原因则在于：“盖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溃，未脱唐人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于描头画角，而敷陈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能及也。”“至若《谐铎》、《夜谭随录》等书，皆欲步武留仙者，饭后茶余，尚可资以解闷，降而至于袁随园之《子不语》，则付之一炬可矣。”俞鸿渐对《阅微草堂笔记》的推崇及评论实质上都是封建文人的观念，既缺乏新意，识见并不高；有的比较侧重于其艺术成就的分析，如邱炜《客云庐小说话》卷一《菽园赘谈》（1897年）将清代文言小说分为“纪实研理者”、“谈狐说鬼者”、“言情道俗者”三类，《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谐铎》属于“谈狐说鬼”类，而以“《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为第一”。之所以如此，在于它“叙事说理，何等明净，每有至繁至杂处，括以十数行字句，其中层累曲折，令人耳得成声，目遘成色，取给雅俗，警起聩聋，彼《新齐谐》能之否？”邱炜对清代文言小说的分类未必确切，值得商榷。但它对《阅微草堂笔记》艺术成就尤其是叙事特点的分析倒是颇有见地的。除此以外，还有部分学人对《阅微草堂笔记》所存在的不足加以訾议、批评。这主要表现于纪昀对宋儒的态度问题上。如《射鹰楼诗话》二十云：“河间纪文达公著‘滦阳消夏录’、‘槐西杂志’、‘如是我闻’、‘姑妄听之’四种，总名曰‘阅微草堂集’，其托狐鬼以劝世则可，而托狐鬼以讥刺宋儒则不可，宋儒虽不无可议，不妨直言其弊，托狐鬼以讥刺之，近于狎侮前人，岂君子所出此乎？”但也有为之辩护者。如邱炜即云：“《齐谐》攻宋儒，每每肆意作谑，殊不足服理学家之心。《五种》攻宋儒，架空设难，实足以平道学家之气”。还有的学人指出《阅微草堂笔记》考证失据，如《吹网录》中的论述等(鲁迅《小说旧闻钞》)。这些论述已超越了小说研究的范围，此处不赘。
　　从辛亥革命以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西学影响，学术研究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作为一代学术文化巨人的纪昀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甚至他的生活习俗、轶闻趣事的文章纷纷见诸于报刊。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如汪康年《纪文达四库全书提要稿本》（《文艺杂志》第11期）、钱穆《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24卷）、王钟翰《辨纪文达手书四库简明目录》（《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3期）等。研究他的生平事迹的如吴世澄《纪文达谐薮》（《国学丛刊》第8期)、纪果庵《谈纪文达公》（《古今》第22期）、商鸿逵《纪昀与道学》（《艺文杂志》第2卷第3期)等，在研究纪昀学术文化成就的同时，他的生平事迹的研究也相应受到学人们的关注，王兰荫还撰写了《纪晓岚先生年谱》，刊载于《师大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9月北京图书馆藏），这标志着对纪昀生平家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尽管它尚存在着许多阙漏与偏失。相对而言，评论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文章比较稀少。专论仅有颠公《阅微草堂笔记失之偏》（《文艺杂志》第7期）、张太炎《题〈阅微草堂笔记〉》（《群雅》第1卷第5期）等寥寥几篇，论述纪昀其人的文章中也偶尔涉及到《阅微草堂笔记》，但一般文字不多，所论亦大多不出传统的观念。不过，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纪果庵在《谈纪文达公》一文中，首次将《阅微草堂笔记》的价值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提并论，他说：“普通人知道纪文达公编四库全书，可是很少有人买一部四库提要作消遣，但《阅微草堂笔记》却与《聊斋志异》为每个人枕伴必备之书，在这一点上，我的观察，以为文达公的伟大并不小于四库总纂。”并称美其叙事“清净简练，不失为记事之轨范”。这无疑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这一时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两部小说史专著中亦有专题论及，其见解颇为精辟，识见远远超出同时代学人之上。具体表现于：一、比较了《阅微草堂笔记》与晋宋志怪小说以及《聊斋志异》异同，从而归纳出它的艺术风格及特征。认为它“追踪晋宋”、“尚质黜华”，“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同时，与晋宋志怪小说比较，“盖不安于小说，更欲有益人心”，故而又“过偏于论议”，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指出了它虽力图追踪晋宋简淡质朴的风格，但因为过于注重小说教化作用，反而仅得其貌而遗其神的特点。其二，深刻地论述了它的思想意义，指出纪昀“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者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其时或此前学人论及《阅微草堂笔记》的思想性，大多从它的劝惩意义方面加以生发，充其量也仅仅只是注意到它对宋儒道学的抨击，而鲁迅却发掘出了它对社会“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的设难揭迂，对它的思想意义的认识更深了一步；其三，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艺术成就，鲁迅论道：“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因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这些论述客观公允、深刻独到，为学界所接受，有些说法后来甚至一直为其他学人所援引。
　　

　　建国以后，与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对应，《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也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建国十七年，从历史学、目录学的范畴来考察纪昀的学术成就仍为纪昀研究的主流。余嘉锡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中华书局）、王钟翰《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清史杂考》第259-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本，1957年9月版）、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2月）就属这一领域的力作。与此同时，评价纪昀其人的文章也偶有所见，如高明《纪昀》（《中国文学史论集》1958年4月）、汉超《褒贬纪晓岚》（《光明日报》1962年8月9日）等。而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文章则几乎未见。即使一些散见于文学史或小说史中的论述也大多将其视为《聊斋志异》的对立面而加以否定，其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偏颇。“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纪昀被冠以“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仓显《孔孟之道的卫道士――纪晓岚》，《河北日报》1975年2月17日）而受到批判，《阅微草堂笔记》连同他的所有著述均成为他“反动思想”的罪证，其研究更不足道。
　　“文革”结束以后，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逐步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学术研究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对纪昀的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这十五年是研究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研究纪昀学术成就的文章仍然有增无减，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刘汉屏《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历史教学》1979年第7期），黄裳《关于“提要”》（《读书》1982年第12期）、王继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评》（《吉林省高校图书馆通讯》1987年第3期）、来夏新《评〈四库全书总目〉》（《河南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5期）。但与此前所不同的是，对纪昀其他方面特别是文学成就研究的文章明显增多，其内容涉及到文学观念、诗歌、散文、小说的创作等各个方面。例如，纪昀的诗歌大多为应制诗，其创作的风格及成就多为学界所忽视。这一时期，许多学者比较关注他谴戍西域后所创作的反映边塞风土组诗《乌鲁木齐杂诗》，如王钟琴《谈谈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新疆日报》1980年第3期）、周寅宾《春风已度玉门关――从〈乌鲁木齐杂诗〉谈起》（《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庞务《纪昀赋诗唱屯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等。对纪昀文学观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张宏生《从〈四库全书总目〉看纪昀的散文观》（《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王先霈《封建礼教思想同小说艺术的敌对性――纪昀小说观评述》（《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徐光辉《从〈阅微草堂笔记〉看纪昀的小说观》（《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邵毅军《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晚清文风观》（《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等。这一时期，对纪昀思想观念的研究较为深入，周积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四库全书总目〉与十八世纪批判理学思潮》（《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论》（《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4－5期），分别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纪昀对理学的批判、经学思想，继而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纪昀评传》一书，成为当代全面系统地研究纪昀思想的力作。该书凡三十余万言，两篇十二章。“生平篇”缕述了传主纪昀的生平事迹；“思想篇”深入全面地挖掘了纪昀的思想内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学者们多视角、多侧面研究纪昀的同时，《阅微草堂笔记》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首先，出版了一批校点精良的全本、选本。全本如汪贤度所点校的《阅微草堂笔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本以清嘉庆五年盛时彦合刊本为蓝本，并与其他各本一并参校，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本子。此本在1994年再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选本如由曹月堂选评、周美昌注解的《评注〈阅微草堂笔记〉》（宝文堂书店出版，1988年1月）。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还出版了《阅微草堂笔记》的注译本。这些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普及与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1991年7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孙致中、吴恩扬、王霈林、韩嘉祥等同志校点的《纪晓岚文集》，《文集》共分三册，以纪树馨所编纂的《纪文达公先生遗集》为本，收集了纪昀的大部分诗文。第一册收文十六卷，包括赋、雅、颂、折子、表、露布、诏、疏、论、记、序、跋、策问、铭、碑记、墓表、行状、逸事、传、墓志铭、祭文；收诗十六卷，内有“御览诗”、《三十六亭诗》、《南行杂咏》、《乌鲁木齐杂诗》、《馆课存稿》、《我法集》。第二册收《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第三册收集外七卷，内有《明懿安皇后外传》一卷、《唐人试律说》一卷、《庚辰集》五卷以及《纪晓岚年谱》、《景城纪氏家谱》。它是目前研究纪昀及《阅微草堂笔记》最完整、全面的资料，对于研究纪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全国各类报刊刊载了一批颇有分量的论文，具不完全统计，大约六十余篇。数量之多，这是研究史上所未曾出现过的。这些论文大部分为宏观综论，亦有一部分为微观专论，在研究深度的开掘与研究广度的拓展方面较之于此前均有一定的进步。如对其思想内容的探讨，学者们虽然仍关注于《阅微草堂笔记》的反理学倾向，但他们显然并不仅仅限于文本内容的简单演绎，而是从文化背景上对此加以全面的透视，更加客观地评价这一思想。如徐正纶的《试论〈阅微草堂笔记〉反理学的得失》（《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论述了其反理学倾向的得失；胡益民《〈阅微草堂笔记〉“反理学”问题新论》（《文学遗产》1990年2月）也对这一问题加以重新的思考。此外，有些文章还探讨了《阅微草堂笔记》对官场积弊、人情世态的揭`与批判，如华世鑫《匡时济世、忧患生愤――论〈阅微草堂笔记〉的以神道设教及对清吏的抨击》（《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12月）一文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所谓“纪昀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的说法，认为作者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以神道设教”，实际上抱有“救世之深心”，并以小说对清吏的抨击阐述了这一观点。对《阅微草堂笔记》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也有文章论及，如张鸿莉的《纪昀其人和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指出它的思想性是多层面的，具体表现于：一是侈谈鬼神却不笃信鬼神。二是侈谈因果却未堕入唯心宿命的泥淖。三是侈谈封建伦理道德但又有所变通。从而多侧面地揭示了它的思想内涵的复杂性。在艺术特征以及艺术成就的研究上，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多以纪昀小说观作为逻辑起点来总结其艺术上的得失。论者普遍认为，纪昀的小说观是比较保守的，这就使得《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过于拘泥于所谓的“著书之例”，缺乏《聊斋志异》的空灵与圆润：二是将其放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流程中，通过与魏晋志怪及《聊斋志异》等小说类型的比较中总结它的艺术规律，认为它追踪晋宋，具有质朴凝练、简淡妙远的叙事风格。康瑞琮《〈阅微草堂笔记〉初探》（《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沈伯俊《追踪晋宋，颉颃〈聊斋〉――论〈阅微草堂笔〉》（《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林骅的〈阅微草堂笔记〉和清代‘杂俎型’小说》（《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6期）、王同书《从与的比较看文言笔记小说创新的得失》(《复旦学报》1990年第2期)等均为这方面的力作。这一时期，一些学者还将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阅微草堂笔记》研究中，以全新的角度来考察文本，大大地拓展了《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视野。如杨义的《〈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智慧》（《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二十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从叙事学的角度来阐释文本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纪晓岚与“元小说”》（《光明日报》1998年2月12日）论述了《阅微草堂笔记》具有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元小说”特征――所谓“反文学、或超文学的叙事方式”，新意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二十一世纪以来，《阅微草堂笔记》的价值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呈现出比较繁盛的局面。2O0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吴波撰著的研究专著《阅微草堂笔记研究》，从而结束了这一研究领域缺乏研究论著的历史。《古籍新书目》评价此书“视野宽阔，论说全面，钩沉抉隐，新见迭出，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学术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在各类报刊的研究论文达30余篇，如吴波的《纪昀的家世及其对〈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纪昀的晚年心态与〈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3期）、《〈花王阁剩稿〉对研究纪昀及〈阅微草堂笔记〉的文献价值》（《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阅微草堂笔记〉“狐”形象的文化意蕴与审美特征》（《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5期）、《追踪晋宋踵事增华―〈阅微草堂笔记〉对魏晋志怪小说的继承与发展》（《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2期），韩希明的《试论〈阅微草堂笔记〉的宗教观》（《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试论〈阅微草堂笔记〉对文人的伦理批判》（《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陈文新的《〈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等。这些成果对《阅微草堂笔记》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探讨，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较之于既往的研究都有所发展。如关于纪昀的家世、生平行实与其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既往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吴波则在翔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纪昀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化意蕴，吴波在《阅微草堂笔记研究》中分“彰显圣人‘神道之教’的创作动机与矛盾的鬼神观、天命论”、“客观辩证的认识论与审时度势、圆融顺变的处世哲学”、“攻I‘道学’与对程朱理学的修正”、“世俗人间与狐界鬼域：批判现实及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同情与无情：亲民与恪守礼教的二律背反”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述，韩希明的系列论文则更多的是从伦理的角度探讨《阅微草堂笔记》对文人精神的批判。在《阅微草堂笔记》文体研究方面，陈文新的长篇论文《〈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在叙事上反对过度虚构，叙述服务于议论，用简淡数言的方式陈述故事梗概”，与“传奇小说的区别是鲜明的”，观点亦比较新颖。
　　值得一提的是，在纪昀的故乡―河北沧州的民间还活跃着一群勤奋的研究者，他们怀着对纪昀的深厚乡梓情谊，以弘扬沧州地域文化为宗旨，自发组织成立了“纪晓岚研究会”。他们在李忠智会长的带领下，搜集文献，考辨实物，研究文本，率先编辑出版纪昀的研究专刊《纪晓岚研究》，在纪昀及《阅微草堂笔记》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百年的《阅微草堂笔记》研究轨迹大致如此。从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二百年来学者们在版本整理、文献资料的发掘、纪昀生平事迹以及文本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客观而言，如果将其与同时代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研究相比，无论是研究的深度抑或研究的广度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目前尚留下了许多空白点，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深入细致研究。
　　
　　（作者单位：湖南怀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