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珠体的归类与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作者: 罗　莹

　　萧统《文选》列三十八种文体，其中单列“连珠”一体，收陆机《演连珠》五十首，刘勰《文心雕龙》将连珠、对问、七体并入“杂文”论述之，在后代的文集与文论中亦常提及此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文章体式，其饶有意味的形式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但对这种文体的归类及孕育成体的过程却众说纷纭，尚有探讨的必要。
　　
　　一、连珠体的归类问题
　　
　　《文选》单列一类“连珠”体，没有归到赋类，意味着在《文选》的编者萧统的心目中，“连珠”是不同于赋的，这代表了当时人的看法。几乎同时代的刘勰把“连珠”归类于“杂文”类而不是赋类，也与《文选》编者的观点一致。《文心雕龙•原道》范文澜注曰：“《杂文》、《谐隐》，笔文杂用，故列在文笔二类之间。”（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也承认其不同于赋的特性。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宋文鉴》、《明文在》等文集中也单独列“连珠”一体，可以说，在古人的文体意识中，“连珠”是不同于赋的。但是综观近十几年的赋学研究情况，我们发现学者多把“连珠”放在赋里进行研究，例如程章灿先生认为连珠“是一篇精粹的微型赋，它短小的体制与对问、七体形成鲜明对照，他的精巧结构更值得我们注意”，“刘勰的赋论主要见于《文心雕龙》的《诠赋》、《杂文》两篇，杂文中论及的对问、七体、连珠三种，实为赋的旁衍，所谓貌异而心同，应算在赋的范围内”（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连珠”与骈文一致，王瑶先生在《徐庾与骈体》一文中指出“从连珠的文字组织看来，就是简洁的骈文，习作连珠是文士间普遍的现象。……这种说理方式的起源是很早的，后来逐渐为文人所用，如扬雄、班固等，便成了骈体的滥觞，到了骈文成立以后，这便成了属文的初步练习，好像现在练习造句一样”。（王瑶《中古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莫道才先生更认为：“（骈文）最早的名称应是连珠”，“连珠是骈文的初始形态，或称准骈文形态，可以说连珠是骈文的乳名。”（莫道才《骈文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那么，怎样看待赋、骈文和连珠的关系呢？
　　
　　1.连珠与赋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认为：“对问、七体、连珠，实际都是辞赋。”许多学者把连珠归为赋类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二者文体特征相似。《文选》卷五五选陆机《演连珠》五十首，李善注引晋代傅玄《叙连珠》曰：“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故谓之连珠。”（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97年）傅玄这段话重点说明“连珠”产生的时间以及它的文体特征，即“兴于汉章之世”，“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合乎古诗讽兴之义”，也就是说连珠要有华丽而精炼的语言，运用比喻的手段，达到古诗温婉的讽谏目的，而这一点与汉大赋极为相似，因为典型的汉大赋的写作皆以华丽的语言，通过铺张、比喻、排比等手法达到微讽的目的，就这一点来说，把“连珠”归为赋体似乎亦无不可。
　　但是，就连珠的体式来看，其与赋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连珠并没有汉大赋那样的铺张扬厉、体物写志的特性，也无抒情小赋的述志抒情的特征；在表现讽谏的意义上，“连珠”不是劝百讽一，而是较为直接；尽管多用喻体，但也常常将比喻义与本意直接阐明；尽管也用铺排的手法，但体式较小，多由前提推导出一个结论，一般仅用两联，言简意赅。如陆机《演连珠》：“臣闻利眼临云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晖，是以明哲之君时有蔽壅之累，俊G8156Ｖ臣屡抱后时之悲。”“臣闻因云洒润则芳泽易流，乘风载响则音徽自远，是以德教俟物而济，荣名缘时而显。”这两首的体式均为前二句为喻体、前提，推导出后二句的本体和结论，简单明了。因此，无论从其体式上还是写作技巧上看，“连珠”都不是赋，至多只能说“连珠”具备了赋的部分特质。这一点与“七体”和“对问”不同，“七体”中的代表作品《七发》恰恰是汉大赋的定体之作，而“对问”的体式和创作手段无疑也是汉赋常用的，因此把“七体”和“对问”归为赋体更加合适，而将“连珠”归为赋体就牵强得多。
　　第二，“连珠”体的文体渊源问题也是导致把连珠体归为赋类的主要原因。关于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一就是源于先秦的隐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有荀赋、杂赋、屈赋、陆贾赋，其中荀赋中的五篇《礼》、《知》、《云》、《蚕》、《箴》，从实质上看就是隐语，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说：“荀卿《蚕》赋，已兆其体。”从现存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到其形式类似谜语。在杂赋中有十八篇隐书，刘勰认为即是隐语列入杂赋之中。也就是说在刘勰之前，隐语是属于赋体的，这些隐语是“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其使人自悟的性质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连珠的性质是相同的，于是有的学者就认为“连珠起源于隐语”（崔红军《连珠文体探源》，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因此，连珠和赋有了一个共同的源头。朱光潜先生认为“赋即源于隐”（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这也是后人将连珠归为赋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连珠与隐语的差别较大。综观隐语的体式，我们发现古老的隐语更近似今天的谜语，而且多只有谜面，从谜面来看往往令人费解。“谜者也，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玄辞”（《文心雕龙•谐隐》）。例如《世说新语•捷悟篇》：“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后杨修解作‘绝妙好辞’。”显然，这种猜谜语式的文字令人费解，这种体式与连珠体前半部为前提，后半部为结论的显豁表达截然不同。尽管二者都是“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但是，不能认为“连珠”就来源于隐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连珠是不同于赋的，尽管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2.连珠与骈文
　　从我们现在见到的连珠的体式来看，比较成熟的作品出现在汉魏南北朝时期，其外在的形式已趋向四六对偶，如陆机《演连珠》：“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此章连珠，四六句式相杂，由日、月、天、地、四季变化有序，于是万物和顺，推理出君臣恪尽职守则天下平和的结论，多用比喻，语言简洁。沈约《注制旨连珠表》中称：“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徐师曾认为连珠“其体辗转，或二或三，皆骈偶有韵。故工于此者，必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乃可称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这一点与骈文颇为相似，骈文的一般特征是：四六句式杂用，讲究对偶、平仄、押韵、运用典故等，因此，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把骈文分为3门31类，连珠被归为“缘情托兴之作”一门。
　　“连珠”确有与骈文相似的因素，而且它们都兴盛于六朝时期，但是同成熟的骈文相比较，“连珠”藻饰用典的程度较低，尽管趋向四六、对偶，但是由于其篇幅体制小，一般是两联，并且四六、对偶也不是连珠所必须有的。如汉代班固《拟连珠》曰：“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臣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一点关系的话，也只能说“连珠”含有骈文的部分特质，是骈文发展的前奏，或者说“连珠”的体制曾影响了骈文。
　　

　　总之，从连珠体的结构、体式、用语等方面来看，兼有赋和骈文的部分特点，但是，从严格的文体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入赋和骈文中。笔者认为，由于连珠体自身的独特性，刘勰将之归入“杂文”类是比较合适的，或者单列“连珠”一体，把它作为一种古老而式微的文体样式存在于研究者的视野中会更好。
　　
　　二、连珠体的起源与定体
　　
　　关于连珠体的起源问题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起源于《韩非子》说。《北史•李先传》：“（魏帝）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论二十二篇。”章学诚也认为内外《储说》是连珠体的源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清代的李兆洛明确指出：“此体（连珠）仿于韩非之内外《储说》，淮南之《说山》。”（《骈体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而实际怎么样呢？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尽管《储说》等篇多用比喻乃至寓言来说理，但是并不符合短小精悍、言简义明、讲究对偶的文体特点，而这恰恰是连珠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关键。在先秦典籍中的《老子》、《论语》、《庄子》、《荀子》等诸子书中也用大量的比喻、寓言来说明事理，则它们也可以算做连珠的源头了。因此，也不能说连珠仅来源于《韩非子》。
　　第二，兴于汉章帝之世说。傅玄《叙连珠》“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通过检索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班固、贾逵、傅毅均有连珠作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七辑扬雄连珠两首，班固连珠五首，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贾逵连珠一首，《后汉书•傅毅传》有明确记载毅作有连珠。扬雄，公元前53―公元28年，生当西汉，其卒年比东汉章帝时期（公元76―88年）要早几十年，比班固、贾逵、傅毅也早，这样，“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之说便不攻自破。
　　第三，扬雄首创说。《文心雕龙•杂文》：“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F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沈约也持同样的观点，其《注制旨连珠表》曰：“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从现存的资料来看，连珠体的创作在汉魏六朝时较为繁荣。《全汉文》卷五三收扬雄连珠三首，其一为：“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而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从体式而言，它同连珠的代表作品陆机的《演连珠》大体相当，因此，可以说扬雄的连珠创作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作品，所以说扬雄“肇为连珠”还是可信的。但是，任何一种文体的形成都有一个萌芽、定型、发展、消亡的过程，我们今天看到的连珠体是定型的，其呈现的特点也是定型时的文体特点，扬雄的创作并不是源头，而是连珠体发展到成熟期的定体之作。
　　那么，连珠体的最早起源到底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连珠体萌芽于先秦诸子文章中，是先秦诸子及游说之士善辩与善喻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从先秦的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有着丰富的善喻传统和论辩经验，诸子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游说和论辩时，他们常常以生动鲜明的语言，运用大量的寓言、譬喻、排比等文学手段，以及逻辑推理的手法来表达抽象的道理，寓抽象的理念于具体鲜明的形象之中，造成一种委曲而又显豁的表达效果，这比直接抽象的议论更容易让人接受。于是我们阅读先秦作品，从《论语》、《孟子》、《庄子》到《韩非子》、《荀子》，无穷无尽的譬喻，大量的演绎与推理的运用，构成了先秦诸子散文雄辩多姿的艺术特色。如《荀子•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用“积土”和“积水”的道理来说明人只要不断做好事，就能形成高尚的道德。《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众星共尊之，以喻人君为政以德，无为清静，众人共尊之。《墨子•兼爱》：“圣人以治无下为事者，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费能治。”用治病要知道病之所起说明治天下也要知道乱之所起的道理。《老子》章六六以江海能汇百流是由于身处下游为喻，说明圣人要想统治人民，必须用自己的言辞向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摆在人民的后面的道理。这种用比喻说理、推理的方式及整齐、趋向对仗的句式与后世的“连珠”颇为相似。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连珠萌芽于先秦的诸子散文，是其论辩经验与譬喻传统的结合。后世论者关于其起源于隐语、赋的观点，或是片面的，或只是说明其流而不是源。正是由于先秦时期譬喻说理、推理论述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到了汉代，先秦论辩纵横的生存土壤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身为人臣的地位又决定其讽谏时不能直刺君过，于是先秦时期的比喻、推理的论辩传统便衍生出新的文体，连珠就是其一，扬雄的连珠即是代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骈文的兴起，其语言开始趋向骈偶化，但其明了的表达方式，其曲谏的意义却始终如一，其饶有意味的形式也得到了历代文人的关注，故而创作连绵不绝。
　　《文心雕龙•杂文》曰：“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辈，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冠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学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明代吴讷说：“大抵连珠之文……自士衡后，作者盖鲜。”（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事实上，扬雄之后，连珠的创作尽管不像诗文那样的繁盛，但创作一直未中断，杜笃、贾逵、刘珍的连珠之作多亡佚，只留下断章残句，潘勖的连珠《艺文类聚》卷五七有录。除此之外，汉代傅毅、服虔、韩说等人皆有创作，《后汉┦•儒林•服虔传》：“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后汉书•方术•韩说传》：“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灾眚及秦赋、颂、连珠。”《南史•文学•丘迟传》：“待诏文德殿，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隋书•经籍志四》载：黄芳《引连珠》一卷，梁武帝《连珠》一卷（沈约注），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梁邵陵王纶注、陆缅注），谢灵运撰《连珠集》五卷，陈证撰《连珠》十五卷，陆机撰《连珠》一卷（何承天注）。可见汉魏六朝时期，连珠创作之兴盛。《千顷堂书目》载：连珠集一卷，集班固至刘基、宋濂十人之作。直到清代中叶，洪亮吉还著有连珠三十二首。总体上可以看出：连珠兴盛于汉魏六朝，弱于唐宋，复兴于明清，这主要是因为魏晋六朝时期是文人的自觉时期，“连珠”这种短小而富有文采，既有逻辑性又有文学性，合于讽谏意义的文体，自然成为文人们时时关注的目标，于是创作、仿作之文时时出现。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诗歌艺术的全面成熟，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散文、诗歌的创作，连珠体因其短小的体制，既不能透彻地说理，也不能淋漓尽致地抒情；既不能作为文人议政的工具，也不能满足文人逞才的愿望，其衰落也就理所当然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骈文的复兴，其创作又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这只是因为文人们在写作骈文时往往从连珠对句入手。但正是由于此，这种古老的文体才不至于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