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诗 深邃精警

  作者: 黎烈南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杀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有些诗文，看起来很是平淡，但平淡中却时时带着一种如痴似醉的忧患。仔细赏读他的这首《日本刀歌》，读者会感受到，作者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是何其深沉与痛切。而诗人的字句，又是那样平实而深婉，把他那一颗忧患的心灵显示得微妙而深长；这种微妙深长的余味，至今还是值得读者来反复咀嚼的。
　　欧阳修生活在北宋之太平无事但危机潜伏的中期。这是一个很能引起士大夫们既自豪又忧虑的时代。也许正是这种时期，使得他们对世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以警觉的眼光去观察，以冷静的心情去思考。当欧阳修看到一把日本刀时，他浮想联翩，一直思考着其中令他深感忧虑的信息，于是写下了这首深邃精警的忧国忧民之歌。
　　诗题为《日本刀歌》，但诗人并不急于即入题目，而是先从另一方面写起。你看，日本处于中国的东部，作者却从中国的西部写起：“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昆夷，殷周时我国西北部族名，后泛指西北方少数民族。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北民族因为与内地遥远，不再有往来交通，其地世世相传之能切玉的宝刀怎能穷极得到呢？“切玉”典出于《海内十洲记・凤麟洲》：“昔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泥。”这开端两句，实在是平淡，但细细琢磨，会发现其中愁恨甚深。请首先注意“道远”两个字。北宋时期，因为国力不振，无力收复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并与北方与西北方的辽、西夏等国关系紧张，时有战事发生，边疆形势吃紧；在这种情形下，宋人欲得到那穷远之地“昆夷”之切玉刀，不是痴人说梦么？可见，“道远”而不能得到西方的宝刀云云，实是国力不振、无力恢复国土的一声叹息；作者把北宋疆域的狭小以及其中缘由乃至一己之悲愤，通过“不复”之沉重语气，“谁能”之向往口吻，一开篇便诉说与读者，正表明在他的心中，天下可忧非一事，因而顾此而言彼之委曲笔法，正是其内在忧患心绪之自然流露。值得注意的是，远在祖国西北的切玉刀在本诗中颇具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之性质。它寄托着诗人对博大中国文化之深厚情感，包含着对华夏文化之广延包容的一种礼赞；切玉刀之不可复得，不仅关系到交通贸易乃至国土之事，且关系到中华文化与外界之交流不复如先前之广泛、深厚，这是欧阳修另一层沉重的忧患之所在。
　　虽然西部边远之地与内地隔绝，但是东方近处之国，却还有往来贸易，因此暂作欣慰之笔，借而转入主题。请看，有个叫日本的国家生产宝刀，越地的商人从这个沧海东边的岛国买到了手：“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这两句话，道出了日本刀，与题目相呼应，并即将引发出作者孕育心中的一番沉重感慨，一篇绝大议论。但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深思，作者并不急于把他见到日本刀后的这一番沉重心情立即托出，而是把其注意力吸引到宝刀的外表与内质上来，为后面的抒情议论预作铺垫，可谓用心良苦。
　　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刀呢？“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B与铜。”它被鱼皮装贴着，放在香木做的鞘里，颜色是黄白相间，质地是B（黄铜矿或自然铜）与铜。这种描写，看起来是纯粹的外观与内质之客观描写，无深意可言；而从其“黄白间杂”（“白”应指白铜，白铜具有银白色光泽）的斑斓色彩和铜合金（“B与铜”）的坚硬质地来看，作者无疑充满着赞叹之意，且写出一段“好事人”争相购买的情景：“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这日本刀可以让一些用重金买到手的中国人相信，佩带着它，足以除却灾难妖凶！“鱼皮”二句，从外饰与内质的赞叹之描写中，也透露着冷静的观察。“B与铜”三字尤值得注意。其中包含着这样的讽刺：里边全是黄白铜，哪里有神鬼主宰其间，哪里有什么辟邪功用！“B与铜”三字当然不仅是表明了欧阳修具有某些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更有一种在冷静观察中所隐含的忧虑。这样简简单单的“B与铜”，在中国之“好事人”心中，居然达到了可以消灾避难的程度，而竟然也形成了某种风气，驱使人们竞相购买，这是很让一向关注风俗的欧阳修深感忧虑的。总而言之，以上四句的描写，将热烈寓于冷静，将尖锐寓于平淡，感慨甚丰，用心极苦，宜细品之。
　　当然，如果欧阳修所发出之尖锐讽刺与如痴忧虑，仅仅是某些国人之迷信引起的，便有小题大做之嫌了；待阅读了后面诗句后，才会明晓有更让他忧虑的原因。
　　那么，那个生产“宝刀”的日本国的情形如何？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欧阳修欲急迫告诉国人的原因之一。
　　先从日本地理与风俗说起：“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日本是个岛国，“土壤沃饶”，风俗颇好。“土壤沃饶”并非重点，所以一带而过。风俗好在何处？好在日人极其善于学习。日人把从中国传入的百工技艺与文字等等都努力学习消化，掌握得纯熟、精湛。作者对历史的追忆回到了遥远的秦代。
　　在秦始皇登上帝位的第三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市（按一名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仙人没有求到，而那些被骗并跟随徐福为秦始皇采药的童男童女们，便永留在日本了。随徐福而去的一些工匠亦居住在日本，使得日本人也学得不少手工艺，而且他们所制造与保留的器物、珍玩都非常精巧：“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日本民族极善模仿学习，十分珍惜器物；相比之下，一些中国人把日本之“宝刀”奉为辟邪之器，争先用百金购买以为福，两种作为孰智孰愚，不是很清晰了么？如果说开端所云“切玉刀”，还只具有一种文化交流之抽象符号意义的话，那么，从此处叙说的日本刀中，就已经具体显现出中日在文化交流中的某些民族特性与得失高下了。
　　日本人不但积极向中国学习百工技艺，还学习汉语言文学。在往来“贡献”之时，他们勤奋地学习，语言文学颇有可观之处：“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欧阳修特别把日本人之“工词藻”作为一个优点提出来，是大有深意的。一方面，它表明日本人善于学习他国的优长之处，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对语言文字的重视。一个民族的“词藻”不只是词藻本身，它更是一种精神食粮，关系到民族生存的命脉。
　　也就在这一时刻，欧阳修提醒国人一个早被某些人忘却的事实，那就是徐福为秦始皇求仙人时带到日本的约百篇中国古文字，后来在中国被秦始皇下令焚烧掉了；而这些古文字，已被日人很好地保存下来：“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但就在国人浑然不觉的情形下，日本方面早已下令不许把古文字传回中国来，以至造成中国人不识自己祖宗文字的局面：“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请看，本来是创造于中国的古文字，现在成了日本的专利；从此，“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中国的“大典”成了“夷貊”的宝藏，现在欲找回古文字而不得，只能望着浩瀚沧海那边的泽国而徒兴嗟叹了。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里，可以悟出文字之丢失这一层意义事关重大，从“宝刀”之迷信引出对古文字丢失之沉重感喟，正是本诗精心结构所在；读者由此可以得知诗人以日本刀为题目的曲折深邃之用意，从而对结尾二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的丰富内涵，有所感触与共鸣。
　　

　　在结尾两句中，诗人告诉读者，本诗所说的日本刀，牵萦着他的千丝万绪，致使他感动激发，实是借来抒发对统治者摧残自身民族文化的愤慨，并抒写对某些国民民族文化意识麻木的悲哀。值得寻味的是，从对日本刀之“黄白间杂”的赞叹转到对其“锈涩”之贬低的语气，可以发现一褒一贬之间，正蕴涵着诗人的深意。开篇之“黄白间杂”的夺目色彩，“百金”购买的贵重价格，正是一种欲抑先扬、突出主题的手法。当作者结束全篇时突然以“锈涩”二字对日本刀作了一个与开篇截然相反的评价时，便把他真正的忧患之处道破了。原来，日本刀之质量高低本身并不是他欲讨论的真正主题――与中国文字之得失的大题目相比较，这把小小的日本刀，又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呢？然而从全篇结构来看，日本刀又不是可有可无的；作者正是从这一小小日本刀中，引出了对历史的记忆，生发出对中日两个民族之民族性的特点对比，发出了对文化损失之沉重叹息。吟至结尾，读者会由衷地佩服本诗构思的绝妙，而绝妙之构思，正是由深厚的忧患意识决定的。
　　在本诗中，作者称日本为“夷貊”，固然是显出了对外国之藐视的一面，并不足取；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欧阳修心中，对文字的不正当争夺，也是一种掠夺行为，只不过是表现在文化方面罢了。从一把小小的日本刀中，看到了国民自身在文化上的迷信愚昧，一叹也；从日本刀的装饰到内质，联想到日本民族的好学勤奋“风俗”，二叹也；目睹日本国学习中国文字，转而“令严不许传中国”的做法，三叹也；“举世无人识古文”，乃是国家文化之严重损失，而焚书的统治者难辞其咎，四叹也；而诗人借《日本刀歌》为题目，来一番大议论，大感慨，“锈涩”之短刀本身复有何议论价值，是惟恐读者不深思反省，五叹也。本诗在写作风格上颇为平淡，未有大起大伏之结构，未有惊世骇俗之言语，而在娓娓之叙述中，满含忧郁之情，平实中自寓一种热烈而又冷静的意味，值得反复玩味之。
　　欧阳修这首诗歌所云丢失之百篇古文到底为哪些，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而日本方面之“令严不许传中国”之具体文字，亦不得而知；当下之读者所须重点研讨者，应是诗人对中华文化的极端热忱，对民族性之深刻反省，对秦统治者迫害民族文化之罪行的愤怒批判，以及将诗歌之空间伸向中国之外的广阔艺术视野。由于体裁的新颖，思想的深刻，视野的广阔，使得欧阳修的这首《日本刀歌》成为了诗歌国土上第一次用开放的眼光来剖析国民性的千古奇诗，它让读者在千载以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宋诗在思想与艺术革新中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士大夫之高瞻远瞩的思想观念与忧患家国的人格魅力，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奇诗。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