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漢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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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主底兒女們】不僅是現代小說敘事奇觀，更是現代中國文學語言的奇觀。路翎的語言既無穆旦的風神俊朗，亦無馮至的衝撞與矜持抵達寧靜肅穆的張力結構，更無錢鍾書、張愛玲文言、白話和西語交錯並施造成的富麗暢美，他只有濃得化不開的過激的歐化，卻又並不完全是『五四』初期至20年代幼稚而飽受誣衊的『惡劣的歐化』的延續，而是40年代業已進入現代漢語本體並貼近青春生命的成熟形態的歐化。


　　如果移目觀看以延安為中心的西北和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又是另一派迥然不同的語言景象了。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第二年，『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趙樹理一年之內連續推出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和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接着又發表了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雖然整個文壇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大肆宣傳趙樹理，將他視為【講話】精神的實踐甚至確立為『方向』，但在整個北方，經過延安整風，艾青、丁玲等30年代著名的左翼作家進入創作停頓期，新的秧歌劇與新民歌尚未崛起，身處太行山區的趙樹理確實一枝獨秀。稍後，從華北敵後輾轉來到延安『魯藝』當研究生和教員的孫犁，也在【講話】發表之後兩年連續推出初期代表作【荷花淀】、【蘆花盪】等，開創了40年代以後革命文學獨具風貌的浪漫主義一枝。趙樹理和孫犁，一寫三晉風習，一涉冀中民俗，語言上都部分地實現了『五四』以來文學大眾化的理想，確立了後來中國文學語言的一個既舊又新的傳統。


　　這些年輕作家的崛起，改變了整個中國文學的面貌，使大多數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中老年作家黯然失色。中國文學在抗戰以後第六七個年頭真正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不必更多引用作品，也可以知道作家們的語言風格有怎樣巨大的差異。由於戰爭造成的阻隔，同一時期這些出類拔萃的年輕作家在登上文壇之初彼此均無交往，互相不通聲息，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再加上差異巨大的語言風格，很容易讓後人由此將40年代初期中國文壇想像成一個各自為陣的局面。猶如危難中的國土一樣，這一時期的文學版圖似乎也破碎不全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作家之間的人事阻隔和風格差異，固然呈現了40年代中國文學的多姿多彩，另一方面恰恰也因此更生動地顯明了彼此的內在聯結，即顯明了他們的文學造詣乃是從同一個動盪不安而富有生產力的年輕的文學傳統中自然而然演化出來。40年代初崛起的這批年輕作家，與其說是對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的脫離和否定，毋寧說他們的成就幾乎動員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整個中國文壇多個維度的努力的成果。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中國文學承先啟後的清楚印記，因此完全可以被視為內部差異巨大卻由同一個文學傳統所支持的統一的作家群體。


　　語言方面亦復如此。表面上差異巨大的語言風格其實無不源於現代漢語的傳統。40年代初，中國文學的語言並非散漫無歸的分頭演化，而是在差異中保持着緊密的結構性關聯。即使撇開具體作品語言特徵的分析，單純考察文學語言背後一系列現代中國特有的語言觀念的支持，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出，整個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業已呈現的各種語言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學者圍繞文學語言的無休止爭吵，怎樣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這些年輕作家，又怎樣在這些年輕作家的創作中被生動地實現出來，或者作出了某種微妙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