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汉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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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主底儿女们》不仅是现代小说叙事奇观，更是现代中国文学语言的奇观。路翎的语言既无穆旦的风神俊朗，亦无冯至的冲撞与矜持抵达宁静肃穆的张力结构，更无钱钟书、张爱玲文言、白话和西语交错并施造成的富丽畅美，他只有浓得化不开的过激的欧化，却又并不完全是“五四”初期至20年代幼稚而饱受诬蔑的“恶劣的欧化”的延续，而是40年代业已进入现代汉语本体并贴近青春生命的成熟形态的欧化。


　　如果移目观看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又是另一派迥然不同的语言景象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第二年，“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赵树理一年之内连续推出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接着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虽然整个文坛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大肆宣传赵树理，将他视为《讲话》精神的实践甚至确立为“方向”，但在整个北方，经过延安整风，艾青、丁玲等30年代著名的左翼作家进入创作停顿期，新的秧歌剧与新民歌尚未崛起，身处太行山区的赵树理确实一枝独秀。稍后，从华北敌后辗转来到延安“鲁艺”当研究生和教员的孙犁，也在《讲话》发表之后两年连续推出初期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等，开创了40年代以后革命文学独具风貌的浪漫主义一枝。赵树理和孙犁，一写三晋风习，一涉冀中民俗，语言上都部分地实现了“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的理想，确立了后来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既旧又新的传统。


　　这些年轻作家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学的面貌，使大多数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中老年作家黯然失色。中国文学在抗战以后第六七个年头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不必更多引用作品，也可以知道作家们的语言风格有怎样巨大的差异。由于战争造成的阻隔，同一时期这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作家在登上文坛之初彼此均无交往，互相不通声息，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再加上差异巨大的语言风格，很容易让后人由此将4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想象成一个各自为阵的局面。犹如危难中的国土一样，这一时期的文学版图似乎也破碎不全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作家之间的人事阻隔和风格差异，固然呈现了4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另一方面恰恰也因此更生动地显明了彼此的内在联结，即显明了他们的文学造诣乃是从同一个动荡不安而富有生产力的年轻的文学传统中自然而然演化出来。40年代初崛起的这批年轻作家，与其说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毋宁说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个维度的努力的成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学承先启后的清楚印记，因此完全可以被视为内部差异巨大却由同一个文学传统所支持的统一的作家群体。


　　语言方面亦复如此。表面上差异巨大的语言风格其实无不源于现代汉语的传统。4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语言并非散漫无归的分头演化，而是在差异中保持着紧密的结构性关联。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吵，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年轻作家，又怎样在这些年轻作家的创作中被生动地实现出来，或者作出了某种微妙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