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漢語(4)

  : 中國漢學網

二、『打掃』：一個既新又舊的語言傳統的確立
　　
　　趙樹理、孫犁(或者還應該加上孔厥、康濯等一批年輕的『魯藝』作家)在延安的崛起並非偶然，他們是『五四』以來文學大眾化和革命化進程所結出的果實。40年代初延安和華北敵後根據地的文化政策，為他們準備了合適的空氣和土壤，也為他們準備了一條合適的語言道路。二三十年代以來文學大眾化的抽象理念終於在這時候獲得了作家的主體情感與生活經驗的血肉的內容。
　　『五四』文學革命一開始就追求文學的大眾化，語言的大眾化更是主要的目標。但無論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還是周氏兄弟都僅僅把大眾化作為文學革命的一個遙遠的夢想。胡適曾明確宣告中國文學將來一定要以語言文字徹底的大眾化為目標，他甚至認為漢語書寫的拉丁化才是文學革命最後勝利的標誌。但是當左翼文化界向『五四』一代作家急切地要求大眾語的時候，胡適又嚴厲批評他們急躁冒進，責問他們『大眾語在哪裡?』他當時實在看不到哪位作家真正有能力貢獻出這種理想的『文學的國語』，相反他清楚地認識到，如果用子虛烏有的大眾語來取消『買辦的白話文』，就等於取消剛剛開創的新文學傳統唯一的載體和語言根基。
　　魯迅在這方面和胡適完全一致。儘管他很早就號召作家『將活人的唇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他自己作為一個紹興人無論在小說還是雜文中都努力採擷『京白』，他和傅斯年、周作人一樣也很早就清楚地看到新文學語言的三大源頭――口語、文言、翻譯的外國語――而且斷然把口語放在絕對優先的地位，但他的創作，與其說大量採用了口語，不如說一視同仁地向口語、文言和外國語『拿來』自己所需要的資源，儘量把這些紛雜的語言要素妥善地糅合，成為基本可誦的一種文體。可誦不等於可聽。中國文學的誦讀傳統仍然以目治為基礎，並不完全訴諸聲音、依靠耳朵，這樣可誦的文體和周作人所謂新文學家斷不可拋棄的『因了漢字而生的種種修辭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魯迅深知這一點，他在自己的文學史研究中早就發現中國文學最初的成立是因為有了漢字而並非因為有了漢語，【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章『自文字至文章』清楚揭示了『五四』諸子或許不願承認的這一事實，所以在30年代初，當瞿秋自批評他的翻譯『用文言做本位』時，他並無異議，可當瞿秋白要以所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時，卻被他斷然拒絕了。他寧可在『Yes，No』和『之乎者也』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也不願輕易踏上理想中的大眾語的道路。然而他又並沒有放棄大眾語的理想，如果無須他的創作的配合，他非常樂意用極端的調子來宣傳大眾語，甚至比瞿秋白走得更遠，如重彈『五四』時期『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老調，認為『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而毫不覺自相矛盾的尷尬。這反映了『五四』一代作家對中國文學語言的現實之路和理想維度之矛盾的最大寬容。
　　口語和用口語創作的民間文學在整個20年代中國文學界更多是作為一種研究和收集的對象，如周作人、顧頡剛主持的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的所做的工作。
　　到了30年代，革命又學論爭結束之後，雄心勃勃的左翼文壇迅速結束了語言上的這種寬容和懶散。他們不僅要求文學富有革命內容，更要求文學在形式上必須真正大眾化。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年輕的語言文字專家和與此呼應的文學家，他們一方面開始探索中國文字的拉丁化的現實方案，一方面實地研究和收集各地的方言土語，並且把方言土語的研究從已有的『國語運動』中獨立出來，放在絕對優先的地位。學院派的『國語運動』從此成為新的語言學家們攻擊的對象而發生本質性的轉變。雖然他們的努力並沒有馬上取得文學上相應的成就，更沒有呼喚出典範性的大眾語作家，但由於『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以後，大眾語運動和文學大眾化在一種強有力的文學體制的保證下開展，而且正如魯迅在30年代初所預言的那樣，這個運動『必須政治之力的參與，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30年代末，大眾語運動確實不再是文人單方面的努力了。魯迅這一看法雖是預言，也是他對『五四』白話文運動勝利經驗的總結。『五四』白話文運動雖然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積極支持，胡適甚至將這個政府當作新文化運動的敵人，但這並不妨礙新文化運動者們積極地從這個政府獲取強有力的支持和制度保障。
　　到了20世紀30年代後期，尤其在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等文件發表之後，大眾語和文學大眾化的運動不僅獲得了新意識形態的表述，也獲得了強有力的政治動員的配合，左翼文學界幾乎每一個有影響的文化人都意識到抗戰建國提供了一個機會，使20年代以來的左翼文化有可能成為抗戰建國最重要的一筆，由此他們煥發了語言研究的熱情，學者、作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其他社會活動家雲集延安，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為一個更新的文化和一個更新的國度發明創造一種更新的語言。30年代那種多元寬容的局面和求同存異平等商量的態度消失了。成仿吾在1936年【紀念魯迅】一文中就強硬地將魯迅精神和魯迅文學剝離開來，認定『他的文學和寫作都不通俗，不易為一般所了解』，主張『我們的作家應該拿起魯迅的精神，創造出新的形式來適應今天民族自衛戰爭的需要，應該大大的大眾化，使文學由少數人中解放出來，成為大眾的武器』。這篇文章發表在為紀念魯迅而創刊的【魯迅風】上，卻是對魯迅文學和魯迅的語言道路一種極嚴厲的批判，由此可見左翼文化界對『新形式』的強烈渴望。
　　但一開始，這種新形式並不是在作家實際的創造活動中產生出來的可以看見的語言之路，而是站在意識形態高度對文學語言的強硬要求，所以並沒有登高一呼而應者雲集。那些到了延安的『亭子間作家們』依然帶着他們的語言習慣，一邊漫步延河邊，一邊傲慢地用瞿秋白所謂『梁啓超和胡適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發表他們對延安的觀感。他們主觀上也會贊同成仿吾，但要他們馬上離開熟悉的語言則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