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與漢代語言文字學的發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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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之，在兩漢時期，經學與語言文字學結下了一種不解之緣。經學的獨尊和繁盛，極大地調動了士人學子為解讀儒家經典而探究文字形音義的積極性，客觀上帶動了語言文字學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一些古文學者，本着信而有證、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在中國語言文字學史上樹立了像【說文解字】這樣巨大無比的豐碑。但也應該承認，儒家經學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對闡釋字義同樣存在不少負面影響。尤其在涉及社會倫理方面的文字時，學者們往往為經義所囿，做出牽強附會的解釋，很難正確、科學地揭示其含義，有時甚至盡失古初造字之原義。可見，漢代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不僅有利於經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而且也有利於經學思想的宣揚和傳播，有利於其統治思想及官方學術地位的鞏固和強化。


    當然，這些並不能掩蔽語言文字學的本來面目和特有輝煌。比如，【說文】固然可以視為解經之作，而它又反過來大量援引經學著作來解析文字結構，推求文字本義。正是因為這樣，黃侃先生一方面說『經學為小學之根據，故漢人多以經學解釋小學』，說『段玉裁以經證字，以字證經，為百世不易之法』[12]（P23），另一方面又強調『經學訓詁與小學訓詁有異』[12]（P219），強調『【說文】一書，為說解文字而作，其中間有引經之處，乃以經文證字體，非以字義說經義也』[12]（P88）。況且【說文】引書並不僅僅限於儒家經典，而是『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14]，管子、老子、墨子、韓非等諸子著作以及漢代法律、軍令等均在援引之列，對其思想觀念也有所展示和吸納。再比如，揚雄撰【方言】，既是對【爾雅】等經學著作的繼承，又是對它們的一種超越。【方言】的一些內容，『由地域上分別說明許多形音不同的同義詞的差別，比起【爾雅】的並列幾個同義詞，只下一個簡單的說解而不加區指的訓詁方式，是精密得多了』[21]（P51）。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包括古文經學在內的經學研究幾乎都執迷於書面語言，對自然口語不太重視，而揚雄則頗異其趣，推出【方言】一書，為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帶來了活力。必須指出，與專門的經學研究不同，作為一個源遠流長、歷史悠久的重要的學術門類，語言文字學的發展畢竟有着自己的特殊軌跡和規律，即使在被稱為經學時代的兩漢時期也是如此。經學能夠而且已經對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人們也完全可以將漢代古文經學家與小學家視為一體，但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經學或其他什麼學術、什麼理論都無法取代語言文字學。(作者：張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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