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字與漢語的原始關係(3)

  : 中國漢字網

三
人類的視寫符號系統和聽說符號系統都來源於人類對客觀世界事物的概念認識。既然如此，它們之間就具有密切的聯繫，初民可以用這一種表達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種表達方式，就看彼時彼地哪一種表達方式比較方便罷了。在最初階段，這兩個系統還是並列的、獨立的，沒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開始階段，均走過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說明文字的開始階段，是根源於人類的視寫器官的。漢字也是這樣。舉『果』為例。『果』的發音為『gu lu lu』，文字寫作『邸保甲骨文），在這裡，兩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個事物的概念，就是樹上掛着的從花苞里長出來的圓圓的果實。也就是說，這兩個符號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都是從人類的採集中所接觸到樹木的果實那裡來的。所不同的是，『gu lu lu』這一音響形象是根源於人類的聽說器官，而『邸痹蚴歉源於人類的視寫器官，『邸輩皇羌鍬肌gu lu lu』這一音響形象的符號，它直接從事物的概念那裡得到。這個漢字並不充當語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達概念。
但是，文字和語言這雙重能指既然都是表達同一概念，那麼就為這兩者統一起來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據。『邸奔仁且豢霉樹的形狀，又與『gu lu lu』果實滾動的聲音聯結起來，念『果』（模仿『gu lu lu』的聲音）。在這裡，文字並沒有附屬於語言，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直接從客觀事物中取得它的符號形態的。文字被當作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是由於文字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完成了一次變革所造成的。當人們發現說和寫都表達思維中的同一概念時，他們為方便起見，就可以使兩者聯結起來。一般說來，運用語言表情達意省勁得多，隨時隨地皆可說出，於是語言便成為人類交際的最主要的工具，視寫系統的符號退居次要地位。當語言發展出一個完整的音位系統以後，文字就更加望塵莫及了，這同時也為文字的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將原先描摹事物形狀的文字改換一下，使之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這樣一來，文字與語言就得到了統一，於是文字就成為語言的附庸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圖畫文字開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與意義聯繫十分緊密，文字並不附屬於語言而存在。後來產生了美索不達米亞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記錄語言的符號，是『符號的符號』。這是文字發展史上一次巨大的變革，這次變革是把原先由視覺器官產生的形的符號進行一番改造，由它來表示聲音系統，便將兩種『能指』統一到一起。人類將根源於視覺的原始刻劃和原始繪畫與根源於聽覺的聲音表達由原來的『並列關係』分割開來，進行位移，並且重新組合成『主從關係』時，文字就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這次巨大的變革對西方文化影響極為巨大。美索不達米亞字母被稱為『一個只發生過一次的發明』，『這種字母很早就傳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萊、阿拉伯，又經由西亞的腓尼基人帶給克里特人。而為全希臘所接受，又通過希臘人的再創造，形成完備的拼音文字，再傳播給整個歐洲。今日流行於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萊文、阿拉伯文、梵文，儘管彼此多有歧異，但其字母都大體來自同一淵源』［（12）］。
然而並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備這種變革的條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這種突如其來的變革。古代歐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所決定。但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農業經濟的發展並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這種突然的完全擺脫原始傳統的變化。漢字與漢語的關係的變革是不聲不響地進行的。隨着形聲字的產生並且數量逐漸增加而在漢字中占據優勢地位，這種變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變革以後，即漢字變成了記錄漢語的符號體系，也還保留着較多的原始文化傳統。中國的文字訓詁學有『聲訓』和『形訓』的『以聲求義』和『以形說義』的方法，有力地說明了中國人是從聲與形兩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國文字中由象形、指事、會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從視覺器官取義的原始傳統。縱然是形聲字，雖然也注意到了『聲』，但『形』始終是具有意義的。這是漢字與漢語之關係不同於西方文字與語言的關係的地方，也是漢字與漢語關係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這一看法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產生了。亞里士多德說：『口語是心靈的經驗的符號，而文字則是口語的符號。正如所有的人的書法並不是相同的，同樣地，所有的人也並不是有相同說話的聲音；但這些聲音所直接標誌的心靈的經驗，則對於一切人都是一樣的，正如我們的經驗所反映的那些東西對於一切人也是一樣的。』［（13）］亞里士多德所處的『軸心時代』是一個『反神話鬥爭』的時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進行理性文化的創造的時代，此時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於現狀。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幾千年來特別注重這個時代，將他們的思想奉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傳下來，就成為一種文化傳統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的看法也就廣為流傳了。然而，這種觀點並不符合文字與語言的全部關係史，而且，如果不考慮漢字與漢語關係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學術觀點來看待漢字與漢語的關係，則有可能由片面性導致出部分的謬誤。(作者：朱炳祥)


注釋：
①參見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頁；高名凱、石安石主編【語言學概論】，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86―187頁。
②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01―102頁。
③④⑤⑥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51頁，第153―154頁，第155頁，第156頁。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載【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⑧參見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頁。於說見【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王說見【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陳說見【漢字起源試論】，載【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張說見【從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相關問題】，載【香港中國大學學報】十卷，1981年。
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頁。
⑩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第35―37頁及第38頁以後。
（11）烏格里諾維奇【藝術與宗教】，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7頁。
（12）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頁。
（13）亞里士多德【解釋篇】，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5頁。
（14）雅斯貝爾斯【智慧之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