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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从中华文化的传承及维系,从文言文的写作,看汉字的发展方向 ...
延章 2024-1-3 08:47
习近平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又说:“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在这方面,考古事业居功至伟。” 重新整顿汉字,使汉字的书写及发展更符合五书(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此处舍去假借,假借实质是汉字拼音化,对汉字的发展有害无益 ),既是保护华夏文明,也是保障人文,为人类思维多样化发展提供文字基础。 五书本身就是五类基本的思维。说汉字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因为汉字承载着十分丰富的、多样化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保障并促进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易经文化等诸子百家学说的传承与发展,而诸子百家学说,特别是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核心要素。 学习文言文的朋友写作时,会发现需要依据每个汉字的结构推断本义,再依据本义,以文言文的行文方式组句,这种写作过程,能极大地提升个人的思维能力,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 但是写作时,必须从真笔字( 非指繁体字 )去推断,残简字( 即简化字 )并无此功能。所以,要传承、维系、发展汉字,并从而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还需要重新整顿汉字,从汉字的五书规律去重塑“真笔”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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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论象形文字唯物内涵的意义,及恢复文言文的必要性
热度 11 延章 2020-12-17 01:36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篇文章,如果它的文采很美,思想很正派,那么,作者往往就是一个翩翩君子。其中的原因,除了文章本身是作者的写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就是文章和人,在某种性质上,是相类的,怎么说呢? 孔子曾经说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彬,份的今字,指相对应相表里) 当一个人,外在表象和品性是份份对应的,表里相对的,而且通达贤明,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君子了。 对于文章而言,文就是文采和文章所论述的旨意,即中心思想,而质就是文章的语法;如果一篇文章,其文句字辞严格遵从语法,又能通达作者旨意,那么这篇文章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文采,很通达深奥,像文言文,就往往能流传千古。 对于人而言,文就是他的言行表象,而质就是他的道德品性;如果一个人,他的言行举止,严格依照他的道德品性去做,而且又能做到很贤明,那么,这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君子了。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文章,能做到文采斐然,且又通达旨意,那么,这个人,他自己的言行举止,也会和他内在的品性相表里,通达贤明。这就是人和文章的相类之处,都有表里的辨证关系。 这个辨证关系,有哪些内容呢?在探讨这个辨证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文字与文章的关系。 一、象形字的唯物内涵及意义 文章是由文字组合而成的,不同类型的文字,所组合的文章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就体现在语法上。我们现在来看看不同类型的文字,其语法上有什么不同。 文字的类型,大概有『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两种,平常所说的表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本文均属于象形文字。 其中『象形文字』只有汉字,而『表音文字』包括现代汉语、汉语拼音,和拉丁文字等,其中现代汉语和汉语拼音又是同一个体系的。有的朋友不太理解,为何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却又说现代汉语是『表音文字』,现代汉语不也是用汉字构造的吗? 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于文言文写作的,文言文里的汉字,其涵义是由自身形体结构确定的,不需要人为赋予,这时的汉字不是符号,而是事物的『象形』,这个『象形』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五书』;而现代汉语虽然也是汉字组合而成,但这时的汉字并不表义,更不能通过『五书』来表义,现代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语,词语虽然可以是一个汉字,但作为一个词语,其涵义是人为赋予的,比如通过新华字典确定,也许部分汉语词语的涵义来自于汉字原义,但已经与汉字本身无关,所以汉字本身可以随意变化,涵义却不因此而改变,所以,现代汉语事实上和拼音文字、拉丁文字都是符号,是表音文字,只不过现代汉语的读音,需要由汉语拼音另外表达,而现代汉语全面改用汉语拼音,并不妨碍白话文的写作和理解(虽然有部分汉语拼音会相同,但是使用汉语写作的优势,只是词语符号有差异,如果将相同的汉语拼音差异化,就能解决白话文写作和理解上的困难)。 象形文字与表音文字在语法上有什么区别呢? 象形文字的语法是唯物的,像汉字语法只与汉字五书相关,不需要人为预设,而表音文字的语法,基本都是人设的。 汉字的唯物内涵,主要是指汉字的五书: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是唯物为主,意识为次的。基本上一个汉字代表一种自然事物,事物的特征及属性,决定汉字的内涵,及汉字之间的关系。如『权』,来自于秤砣的会意,『权』的内涵就来自于秤砣的特征及属性,而现代汉语中的『权力』基本上等同于英文中的某词语,已经失去原汉字中『权』的唯物内涵,甚至在自然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事物;又如『能』字,来自于『熊』的转注,其内涵指人的某些性质像熊一样,但现代汉语中的『才能』『能力』,已经失去原汉字的唯物内涵,成为符号,文言文中一个『能』字可以表达出现代汉语中才能、能力、能耐、能人、能够等内涵,而现代汉语中像『能够』这个词,已经无法在自然中找到相对应的事物。『权』字、『能』字在文言文里的行文语法,以其不同内涵而处于不同的位置。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原生汉字的一个字,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词性,如名词、动词、介词,而现代汉语对于词语词性的人为预设,实际上已经不再以自然事物作为词语内涵的定性标准,而是以人的意识认知作为词语内涵的定性标准。【道德经】:名可名,非恒名。就是说,以人的意识认知,作为词语内涵及词性的定性标准,往往不合时宜。 象形文字及表音文字的语法差异,直接导致了中外文明在本质上的差异:中华文明注重唯物、实践辨证;而西方文明、现代汉语注重唯心、语言辩证。 汉字语法只与汉字五书相关,即使是『之乎者也』,其在文言文中的位置,也是由其涵义确定的,而其涵义又由五书确定,并无所谓的『文言文语法』规定其位置,而现代汉语的『的啊吗』,其在文章中的位置是固定的,由现代汉语语法规定具体位置。近代虽然有学者尝试总结文言文语法,但基本都是对自古以来的文言文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并不是人为预设的,而且总结出来的所谓语法,还经常被其他文言文所打破。 现代汉语是现代才出现的,其标志就是汉语口语书面化的实行。现代汉语本身是没有语法的,其语法来源于对英文语法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正是由于现代汉语语法的不成熟,现代汉语一开始就与汉语口语有差距(如『你吃饭了吗?』在口语中经常表达成『你吃过了吗?』甚至『吃未?』,这些句式并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现代汉语推行的初衷,是意图通过口语书面化,降低文学水准,提高全民写作能力,现在来看,实在是现代版的拔苗助长。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写作机会,汉语口语的发展十分迅速,现代汉语的语法修正速度根本跟不上。可以说,人民群众已经抛弃了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沦为鸡肋,而由于汉语口语本身几乎不受现代汉语语法的约束,互联网上许多文学创作,其表现就是『同质化、思想贫乏』。 在文学方面,现代作家用现代汉语基本写不出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不是用语庸俗,就是文旨低俗,白话文的文采评价,竟然要迂回到成语、歇后语、民谚,乃至引用经典等文言文使用频率上,十分典型的『文胜质则史』。在社科研究方面,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理论研究,除非是在国学经典的基础上创新、探讨,或完全囿于西学哲学范畴的辩证讨论,否则,依据现代汉语对事物的概念定义、理论描述,很难发展出适应时代的人文理论创新。现代汉语的推行,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的。 汉字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的差异,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差异,是唯物与唯心的差异,是实证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差异,更是文明的语言基础差异。而现代汉语与原生汉字系统的差距,印证了汉字的唯物内涵对于华夏文明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文言文,没有汉字的唯物内涵,华夏文明将不复存在。 二、文言文的表里辨证关系 象形文字及其唯物内涵,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论证,现在来看看文章的表里辨证关系,及文言文表里辨证关系的意义。 文章的表里辨证关系,可以用孔子的话来概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胜文则野』,是指语法、文体超过作者文学水平及学术能力,一些作者便套用语法、文体,随意拼凑文章。像文言文的八股文,白话文的论文,及古体诗词,此类文体、语法过于制度化,作者往往都会机械地套用语法、文体,随意创作,以致文旨表现出『狂野、浮躁、不实用』的特征,白话文论文,甚至可以直接假设论点出来,然后拼凑论点论证的。 『文胜质则史』,是指语法、文体无法统筹作者文学水平及学术能力,像文言文的骈体文,白话文的现代诗、散文等,由于语法文体相对作者而言,过于简单、随意,创作的著作,竟然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意旨,甚至误导读者对作者意旨的理解,这就是古人说的『以文害用』,此类文学体裁的发展,与『以文载道』的背离。历史上,一些经学家,忽略汉字五书,无视汉字文字学,甚至歪曲一些汉字的五书内涵,导致文言文语法遭到削弱,最终注解的经学论说背离经典原旨。最有名的就是王弼的【道德经注】对『眇』字的篡改,其改为『妙』字之後,【道德经】被玄化、清谈化;另一个案例就是程朱理学对『率性』的『率』字,及『中庸』的『庸』字,在训诂上的刻意曲解,『率』字本来是指帅、领、引,象诱鸟入网,但程朱曲解为遵循,这样就使得『率性之谓道』被曲解成与原旨南辕北辙的涵义,原旨是指人的品性有善有恶,人道、王道是指率领人民的品性往好的方向发展,却被曲解为『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那样,人性就有善无恶了,而『性』也被曲解为『心』,并与佛教的『心』衔接起来,但是,如果人性有善无恶,循性而为就可以,还要後面的『修道之谓教』做什么呢?人人都任性而为就好了;『庸』原指『用』,『平常之用』,『中庸』原指『中肯之用』,『教导人性,以归于常器之用』,程朱却误解为『中正的定理』,于是发展出有『理』无『欲』的学说,可见,人为削弱文言文的语法作用,『文胜质』导致的後果是灾难性的。孔子述而不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担忧文言文语法、文体不足以充分表述自己的『学说』,而宁愿通过言行引导教化弟子。 通常情况下,文言文的表里辨证关系,由于其语法的唯物内涵,而得到一定的保障,以至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文以载道』。 很显然,不管是【道德经】,还是【中庸】【论语】,只要对经典的解读,能遵循经典创作时,相关汉字的当时五书涵义,其学术结论,就得以尽可能地接近原旨。 同理,为了保障文言文创作,所表达的意旨,能最大限度地贯通于历代的学说,我们就需要严格地遵循汉字五书,即汉字文字学。只有坚持汉字的唯物内涵,坚持汉字的五书语法,我们才能做到在不同时空都能通解、通达、通述经典学说。相对而言,那些表音文字所创作的论说,往往会因为词语在不同的天时、地理、人群,出现不同的内涵而无法做到通解、通达、通述,更不要说,唯心的学说,往往与实际、实证相去甚远了。 由此可见,文言文的表里辨证关系建立在汉字五书唯物内涵之上,对于学述创作,在不同时空相互通解、通达、通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恢复文言文,及汉字文字学,显得十分必要。
个人分类: 隨筆| 1814 次阅读| 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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