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五代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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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皇v年間(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家歐陽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後，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就開始不那麼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斷然下令學官服讀『歐史』，『薛史』更被冷落，後來就逐漸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內府才有傳本，到清朝時這本書就完全散失了。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邵晉涵等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用【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鑑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志】等書補充，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續資治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作為考異附註，大體按原書篇目編排而成，實為【舊五代史】輯本。雖非原書，但仍保留大量史料，與歐史可互相補充。輯本中凡觸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虜、夷、狄等字時，多有竄改。近人陳垣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敘述甚詳。原印行的輯本共有三種：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豐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庫全書】初寫本；③1925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抄藏四庫原輯本，百衲本即用該本影印。1976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乃以熊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和有關書籍整理而成。

    北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於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註，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他除參與史館的日常工作，撰寫史部各書的提要外，用了兩年時間，輯出這部多達150卷的大書，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啓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鑑別輯逸書學術質量的四條標準，即逸文註明出處，所錄務求全備，逸文甄別真偽，還原原書編次，並在分析清代各家輯逸書後，認為以邵輯【舊五代史】為最優。這一評價，邵晉涵當之無愧。與收入【四庫全書】的多數輯逸書比較，邵輯【舊五代史】一是取資範圍較寬，二是交待來源，最初奏進本(後由民國初年江西人熊羅宿影印)是逐條註明文獻來源的，只是在正式編入【四庫全書】並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後，將出處都刪去了；三是對【舊五代史】所涉紛繁複雜的史事，援據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筆記、碑碣，作細緻的考訂；四是援據宋人關於此書編次的點滴記錄，分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興書目】)，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保存的原書分卷編次痕跡，儘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四庫全書】中的大多數輯逸書，僅據【永樂大典】所存，採用新的體例，如詩文按體分編，姓書按韻目編錄之類，考訂也較粗疏。就此而言，邵輯本的水平確比其同僚所輯高出很多。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注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注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於卷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谷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注文。至於1925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這幾本都保存了文獻出處，諱改部分也未改盡，行世後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清輯本的缺憾，也逐漸明朗。其大端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