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五代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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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卷影印後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布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一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後，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于敏中盡力為之周旋，方得無事。輯本後來一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等書來說，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范、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冊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采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資治通鑑注】、【太平御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才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一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一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一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一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一規定？查【冊府元龜】卷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後一段講均補苗稅，『有嗣者排改檢括』一句很難理解，一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冊府元龜】卷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說有力人戶同意者就照此徵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捨。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