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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明代商業與社會變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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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之治 發表於 2012-5-23 18:4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中華文史網
二、 對商人地位的新估價:商高於工農,甚或不遜於士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中期,商人被看作是『賤類』,一貫受到歧視,被褫奪政治權利。直到唐朝初年,政府律令中還有『工商雜類,無預士伍』[210]的條文,即規定工商不能參加國家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中唐以降,社會產品日漸豐富,物品流通日趨活躍,商品市場得以發展,這使得在城市生活的市民們對商業、商人的看法發生變化,有所改善。但在朝廷和士大夫群中,鄙視商人的思想仍占主導地位。元末明初有一個叫張昱的,寫了一首題爲【估(賈)客】的詩:


    (商賈)不用夸雄蓋世勛,不須考證六經文。孰爲詩史杜工部?誰是玄經揚子云。馬上牛頭高一尺,酒邊豪氣壓三軍。鹽錢買得娼樓宿,鴉鵲鴛鴦醉莫分。[211]


    對商賈充滿了譏諷、輕蔑之情緒。那時商賈在人們尤其是在士人眼中,不學無術,無功受祿,『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212],竭盡享樂揮霍、酒色財氣之能事,簡直就是一堆社會渣滓。


    由於商人給市場帶來繁榮,給人們帶來生活生產的便利,明中葉以後,社會對商人的傳統偏見在逐漸改變。『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農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213]王陽明的這句話清晰表明,士、農、工、商只是所業不同,其中原則和作用卻是一樣的。小說【醒世恆言】中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致仕尚書,生了五個兒子,他只叫長子讀書,而囑其餘四子務農、做工、經商、坐賈,各執一業。那四個兒子很不理解,於是尚書說了這樣一段話:


    農工商賈雖然賤,各勞營生不辭倦。從來勞苦皆習成,習成勞苦筋力健。春風得力總繁華,不論桃花與菜花……暖衣飽食非容易,常把勤勞答上蒼。[214]


    顯然,這位致仕尚書已有農、工、商、賈四類人平等的識見。當時已有不少文人學士肯定了商人的勞動價值,他們說,商人通貨『有益於生人之道』[215],『士子攻書農種田,工商勤苦掙家園』[216]。


    思 想家李贄十分體諒商賈們工作的艱辛刻苦,他感嘆說:


    (商賈)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217]


    他呼籲輿論不該鄙視商人。


    兼理邊務的官員龐尚鵬也對商賈特別是從事邊遠貿易商人的辛勞充滿了同情,他說:


    夫商人冒不測之險,而行貨絕域,遠逾數千里。單騎孤囊,晝有風塵之警,頹垣葦戶;夜無衽席之家。彼強顏爲此者,欲規十一之利,以自封殖焉耳。[218]


    小說家也認爲『生意二字,比不得讀書,極是憂買憂賣,是艱難道路』[219]。這些都表現了他們對商賈的高度理解。


    人們還欽佩商賈治業的才能和智慧,『店面上一發來得,(坐賈會計)真箇是不由科甲的狀元,不做文章的秀才』[220];讚揚他們高超的經營技巧:


    不屑屑錙銖計,而沖險駕峻若履坦夷……抱負雄奇,視險如安,蹈危如易……逸智中材以降不可同年語矣![221]


    其握算,如析秋毫;其計贏得,如取諸外府;其發也,如賈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知言矣。[222]


    明中葉以後,不少儒學士子加入到商賈行列,這不僅壯大了商人隊伍,並在客觀上提高了商人的文化水準和整體素質,匡正了商賈的義利道德觀念;商人的自律也促成了他們具有較好的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在社會輿論對商賈們逐漸轉好的過程中,『廉賈』的形象開始頻見,有些商賈的『義舉』、『善行』、『德澤』在社會受到好評和稱頌。這從那個時代文人學士爲商賈撰寫的不勝枚舉的『家傳』、『墓表』、『墓志銘』中可以得到反映:


    (社成公)起家千金,富好行其德……公(方太禮)與伯兄季弟相濟勤樸……(行賈汴上)汴上遠近誦公樸質,人爭趨公……公居常衣不帛,食不肉,每食脫粟之飯,瀚濯之衣,泊如也,且曰攻苦茹淡,僅僅克還先業,俾無凍餒足矣。[223]


    (汪姓商人)淳樸溫厚,言訥訥不出諸口,絕市囂俗,知交皆郡薦紳世胄長者。無事閉戶坐閱書史,不碌碌趨浮沉。有貸母錢,酌貧劇應之,不瑣瑣計子錢。郡中富室皆靡然向風慕效矣。[224]
不少商人在賺到錢後,爲當地或家鄉修路築橋,救濟貧窮災民,有的還爲朝廷捐金助軍。這表現了商人們行善積德、恩澤後人的儒家道德觀念和情操。因此,商賈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提升。


    商人尤其是儒商在人們心目中地位的升高,從上文已提及的哈佛大學所藏七百餘通手扎的收信人―方用彬身上反映得分外明顯。用彬本來的社會地位當屬中層。他雖有一定的文化造詣,但也販香售墨,買賣書籍古玩,經營典當,表現出濃烈的商人本性,有時逼人償債急如星火,其好友吳守淮在信中提到,『(爲了債務)昨承顧甚……何得更煩盛婢過舍喋喋也』[225]。但人們並沒有因其『里中俗態』而投以鄙夷之目。相反,他受到多位全國性著名的文功武臣的器重,與明代宗室、許多進士、舉人、書畫、篆刻家以及下層文人墨客都有交往酬酢,人稱『足下交遊半海內之英』[226],『聲譽滿長安,操觚士咸喁喁響風爭趨附焉』[227]。其交遊之地及南北兩京、南至廣東,西至湖廣,東至蘇杭。人們讚美他的文才技藝、感激他的借貸接濟,以爲他集義利於一身,故稱之爲『雅義之士』。這些都反映晚明社會對一個商人的認同與尊重和一徽州儒商所享有的實際社會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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