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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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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 發表於 2012-5-23 18:4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中华文史网
二、 对商人地位的新估价:商高于工农,甚或不逊于士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中期,商人被看作是“贱类”,一贯受到歧视,被褫夺政治权利。直到唐朝初年,政府律令中还有“工商杂类,无预士伍”[210]的条文,即规定工商不能参加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中唐以降,社会产品日渐丰富,物品流通日趋活跃,商品市场得以发展,这使得在城市生活的市民们对商业、商人的看法发生变化,有所改善。但在朝廷和士大夫群中,鄙视商人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元末明初有一个叫张昱的,写了一首题为《估(贾)客》的诗:


    (商贾)不用夸雄盖世勋,不须考证六经文。孰为诗史杜工部?谁是玄经扬子云。马上牛头高一尺,酒边豪气压三军。盐钱买得娼楼宿,鸦鹊鸳鸯醉莫分。[211]


    对商贾充满了讥讽、轻蔑之情绪。那时商贾在人们尤其是在士人眼中,不学无术,无功受禄,“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212],竭尽享乐挥霍、酒色财气之能事,简直就是一堆社会渣滓。


    由于商人给市场带来繁荣,给人们带来生活生产的便利,明中叶以后,社会对商人的传统偏见在逐渐改变。“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农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213]王阳明的这句话清晰表明,士、农、工、商只是所业不同,其中原则和作用却是一样的。小说《醒世恒言》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致仕尚书,生了五个儿子,他只叫长子读书,而嘱其余四子务农、做工、经商、坐贾,各执一业。那四个儿子很不理解,于是尚书说了这样一段话:


    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劳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暖衣饱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214]


    显然,这位致仕尚书已有农、工、商、贾四类人平等的识见。当时已有不少文人学士肯定了商人的劳动价值,他们说,商人通货“有益于生人之道”[215],“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216]。


    思 想家李贽十分体谅商贾们工作的艰辛刻苦,他感叹说:


    (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217]


    他呼吁舆论不该鄙视商人。


    兼理边务的官员庞尚鹏也对商贾特别是从事边远贸易商人的辛劳充满了同情,他说:


    夫商人冒不测之险,而行货绝域,远逾数千里。单骑孤囊,昼有风尘之警,颓垣苇户;夜无衽席之家。彼强颜为此者,欲规十一之利,以自封殖焉耳。[218]


    小说家也认为“生意二字,比不得读书,极是忧买忧卖,是艰难道路”[219]。这些都表现了他们对商贾的高度理解。


    人们还钦佩商贾治业的才能和智慧,“店面上一发来得,(坐贾会计)真个是不由科甲的状元,不做文章的秀才”[220];赞扬他们高超的经营技巧:


    不屑屑锱铢计,而冲险驾峻若履坦夷……抱负雄奇,视险如安,蹈危如易……逸智中材以降不可同年语矣![221]


    其握算,如析秋毫;其计赢得,如取诸外府;其发也,如贾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知言矣。[222]


    明中叶以后,不少儒学士子加入到商贾行列,这不仅壮大了商人队伍,并在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文化水准和整体素质,匡正了商贾的义利道德观念;商人的自律也促成了他们具有较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在社会舆论对商贾们逐渐转好的过程中,“廉贾”的形象开始频见,有些商贾的“义举”、“善行”、“德泽”在社会受到好评和称颂。这从那个时代文人学士为商贾撰写的不胜枚举的“家传”、“墓表”、“墓志铭”中可以得到反映:


    (社成公)起家千金,富好行其德……公(方太礼)与伯兄季弟相济勤朴……(行贾汴上)汴上远近诵公朴质,人争趋公……公居常衣不帛,食不肉,每食脱粟之饭,瀚濯之衣,泊如也,且曰攻苦茹淡,仅仅克还先业,俾无冻馁足矣。[223]


    (汪姓商人)淳朴温厚,言讷讷不出诸口,绝市嚣俗,知交皆郡荐绅世胄长者。无事闭户坐阅书史,不碌碌趋浮沉。有贷母钱,酌贫剧应之,不琐琐计子钱。郡中富室皆靡然向风慕效矣。[224]
不少商人在赚到钱后,为当地或家乡修路筑桥,救济贫穷灾民,有的还为朝廷捐金助军。这表现了商人们行善积德、恩泽后人的儒家道德观念和情操。因此,商贾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提升。


    商人尤其是儒商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升高,从上文已提及的哈佛大学所藏七百余通手扎的收信人―方用彬身上反映得分外明显。用彬本来的社会地位当属中层。他虽有一定的文化造诣,但也贩香售墨,买卖书籍古玩,经营典当,表现出浓烈的商人本性,有时逼人偿债急如星火,其好友吴守淮在信中提到,“(为了债务)昨承顾甚……何得更烦盛婢过舍喋喋也”[225]。但人们并没有因其“里中俗态”而投以鄙夷之目。相反,他受到多位全国性著名的文功武臣的器重,与明代宗室、许多进士、举人、书画、篆刻家以及下层文人墨客都有交往酬酢,人称“足下交游半海内之英”[226],“声誉满长安,操觚士咸喁喁响风争趋附焉”[227]。其交游之地及南北两京、南至广东,西至湖广,东至苏杭。人们赞美他的文才技艺、感激他的借贷接济,以为他集义利于一身,故称之为“雅义之士”。这些都反映晚明社会对一个商人的认同与尊重和一徽州儒商所享有的实际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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