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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正是在如此的社會大背景下，思想家何心隱無意中給傳統的士、農、工、商四民重新排座次：
商賈大於農工，士大於商賈，聖賢大於士。[228]
流露出他四民觀的第一層意思：商僅次於士，排在第二位置。
關於商士關係，社會傳統的、基本的認識是士高於商。從商人們熱衷於安排子弟讀書業儒，獲取功名，甚至不惜採用取媚、投靠、賄賂官府勢要等手段去達到目的，就是反映了商人社會地位不如士的現實。然而，隨着商人們經濟實力的加強，對社會貢獻的擴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上影響的提升，這種觀念也逐漸發生變化，商的地位竟不次於士。明中葉山陝商人在訓誡諸子時說：『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229]晚明歸有光在為一商人作壽序中言：『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士與農商常相混』之語，包含了士與商的相混。『相混』即是不分上下。汪道昆也說：
古者右儒而左賈，吾郡或右賈而左儒。蓋詘者力不足賈，去而為儒；羸者才不足於儒，則反而歸賈，此其大氏（抵）也。[230]
他還說：『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231]也即行賈、為士，只是謀利手段不同，並無等級的高下貴賤之分。二者各有功用，人們各隨所願。這種思想從當時許多人『棄儒經商』、『賈而好儒』的行為中也得到體現。晚明以降，商人地位不次於士的觀念已在社會逐漸滋長。何心隱的四民意識中還有二層意思，即士商同等。他說：
商賈之大，士之大，莫不見之，而聖賢之大則莫之見也。農工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商賈。商賈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士。商賈與士之大，莫不見也。使聖賢之大若商賈與士之莫不見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憑以憑之耶？[232]
話中有『商賈之大，士之大，莫不見之』、『商賈與士之大，莫不見也』之語，據余英時解釋，這裡隱含了士商『同大』意思，士商都是僅次與聖賢的第二層次的人物。何氏曾被時人看為是『異端』思想家，也許他的整體思想中確有偏頗之處，但這種認識當非空穴來風，多少透露出一點新的社會思想信息：士商同等。
清代沈有一席非常著名的話，反映了他對前代商人地位與士商關係的感知與總結：
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 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於商，則纖嗇之風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風往往難見於士大夫，而轉見於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傑有智略之人多出於焉。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傑也。為豪傑則洞悉天下物情，故能為人所不為，不忍人所忍。是故為士者轉益纖嗇，為商者轉敦古誼。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233]。
以三代概而論之，有失籠統。但是，感知大端出自明代――最靠近他的時代應不會有錯。從中可見晚明商人在人們心目中之位置。清初另一位學者孫枝蔚到儀真（今江蘇儀徵縣）訪友時寫下一詩：『滿路尊商賈，愁窮獨縉紳。古今風俗異，難只怪儀真。』[234]儀真是當時蘇北靠長江的一個商業小鎮，『尊商』之風尚且如此，那麼大城鎮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19世紀中著名學者龔自珍也說，『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曆之世，朝政不綱……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235]。商賈的社會影響和晚明重商之風由此可見。
儘管如此，我們並不能說在實際生活或人們的觀念中，商人已經完全和士平起平坐了。這些事實只是表明，那個時期人們對商人確是另眼相看了，人們的觀念中，商人的社會地位向上攀升了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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