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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正是在如此的社会大背景下，思想家何心隐无意中给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重新排座次：
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228]
流露出他四民观的第一层意思：商仅次于士，排在第二位置。
关于商士关系，社会传统的、基本的认识是士高于商。从商人们热衷于安排子弟读书业儒，获取功名，甚至不惜采用取媚、投靠、贿赂官府势要等手段去达到目的，就是反映了商人社会地位不如士的现实。然而，随着商人们经济实力的加强，对社会贡献的扩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上影响的提升，这种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商的地位竟不次于士。明中叶山陕商人在训诫诸子时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229]晚明归有光在为一商人作寿序中言：“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士与农商常相混”之语，包含了士与商的相混。“相混”即是不分上下。汪道昆也说：
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此其大氏（抵）也。[230]
他还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231]也即行贾、为士，只是谋利手段不同，并无等级的高下贵贱之分。二者各有功用，人们各随所愿。这种思想从当时许多人“弃儒经商”、“贾而好儒”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晚明以降，商人地位不次于士的观念已在社会逐渐滋长。何心隐的四民意识中还有二层意思，即士商同等。他说：
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232]
话中有“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之语，据余英时解释，这里隐含了士商“同大”意思，士商都是仅次与圣贤的第二层次的人物。何氏曾被时人看为是“异端”思想家，也许他的整体思想中确有偏颇之处，但这种认识当非空穴来风，多少透露出一点新的社会思想信息：士商同等。
清代沈有一席非常著名的话，反映了他对前代商人地位与士商关系的感知与总结：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 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233]。
以三代概而论之，有失笼统。但是，感知大端出自明代――最靠近他的时代应不会有错。从中可见晚明商人在人们心目中之位置。清初另一位学者孙枝蔚到仪真（今江苏仪征县）访友时写下一诗：“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古今风俗异，难只怪仪真。”[234]仪真是当时苏北靠长江的一个商业小镇，“尊商”之风尚且如此，那么大城镇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19世纪中著名学者龚自珍也说，“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235]。商贾的社会影响和晚明重商之风由此可见。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在实际生活或人们的观念中，商人已经完全和士平起平坐了。这些事实只是表明，那个时期人们对商人确是另眼相看了，人们的观念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向上攀升了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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