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副”,有“符合”之意,如名副其实。人为要“副”“天数”,就是指人道法天嘛。
董仲舒天人感应
董仲舒提出这个学说,首先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的。 三代是宗法制,其时的人道,称为王道,这里的王道有民本、亲亲、忠孝、华夷分辨等。 西周以前,王道王权的正当性,寄托于“祭祀”“宗庙”之上,可以说是天赋王权;西周开始,民本思想进一步深化,王权被解释为“民授”,文王演绎周易,从天道、人事上阐述了事物演变规律,而且人事的因素比重更大。 春秋时期,王道正在沦丧,孔子提出德政,指出“辟如北辰,居其中而众星拱之”。这其实是对周朝王道的系统化论述,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孔子的发明在于对仁义忠孝等概念内涵的系统性关联解释。 《论语》开章就提出“学而时习之”,奠定了儒学的辨证思维:“知行合一”。在《十翼·系辞》里更是一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性“人道法天”:“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也有人说《十翼》作者不是孔子,这个不重要,《易传》作为儒学经典,是儒学的基础理论来源之一。 “知行合一”“人道法天”是华夏传统文化里独有的学说,深远地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人文观。 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极致,王道思想在这个时期被彻底地摒弃。同时,子夏的学生,如荀子、庄子因于时势的影响(知行合一),其学说逐渐侧重于天道,荀子的学生融入(开创)于法家,而庄子则融入(开创)道家。法家辅佐秦国统一了六国,成立秦朝,此时社会主流思想对于人道处于极度的反思中,秦始皇甚至推行“焚书坑儒”的政策。 秦朝一朝,只有“立”“衰”“破”三个阶段,并没有完整的“立兴盛衰破”五阶段。在这五个历史阶段中,衰、破、立三个阶段虽然短暂,往往只有三五十年,而兴起、鼎盛两大阶段动辄两三百年,但毕竟衰破立并不适用王道学说。 因此,经过战国、秦朝、汉立三个时期将近三百年(公元前447年-公元前150年左右)的洗礼,中国社会的主流对于人道思想是陌生而排斥的。 在汉兴阶段,“仓禀足而知礼仪”,法律不足以规范官僚,于是提倡恢复儒学,但此时的儒学已经消失近三百年,而老庄之道大行天下,要恢复儒学,就要求儒学更侧重于天道。因此,董仲舒恢复的儒学,更强调了天道,比如王权天赋,一反西周出现的“民授”思想,回归了商朝以前的“天赋”、“神赋”。 而天的指喻,已经不再是祖先之神(巫、占卜),而是侧重于各种天象,天数。这就是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说的历史背景。 “人副天数”之说,对儒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春秋时期儒学的王道,变成了人道。毕竟不是封建制度,虽然汉朝仍有一定的封建,但是郡县制度更为广泛;其次,春秋时期儒学的道统“民本”,变异为“天数”,宋明理学就是强调人的天性,礼义的天理;再次,春秋时期的儒学,由人性及民本,而此后的儒学,止于人性,也就是人道,并借“天数”之名,固化、标准化“人性”,并由此超越了春秋时期的“礼不下庶民”,逐渐形成教条般的礼仪形式,用于规范约束人民。 春秋时期的儒学,人性伦理学说是用于士大夫以上阶层的,并由上化下,就是要士大夫言行感化庶民,并以民生为终身奋斗理想,这就是“民本”的原本涵义。 明代出现陆王心学,也不奇怪,由于“天数”与宗教上的“上帝”近似。“性”又与“心”相关,性学偷换成心学,自然就与佛教挂钩了。 以上的论述太简陋,许多论述只有论点没有论证,也是篇幅所限了,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