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學的性質
本部分將討論大學的性質，爲大學做一個定性，爲下面對大學本身的優劣進行更詳細的分析，以及對大學對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文明的真正影響和意義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做準備。
當下人們普遍將大學當成絕對好的東西，是傳授知識的機構，甚至是知識的殿堂，進而興起一股大學崇拜，尤其是名牌大學的崇拜。這種崇拜體現在，已經富裕起來的中國家庭，對孩子在教育上『投資』的非理性，盲目性。
由名牌大學崇拜衍生出了教育崇拜，這種盲目的、非理性的教育崇拜在北京更嚴重，主要體現在天價學區房和培訓班上。
北京的學區房現象爲全國之最，而北京東西城的學區房又爲北京之最，房價被炒到令人咋舌的地步，甚至連過道也可以天價成交，擁有這些過道的產權就取得附近某小學的入學資格。天價學區房的基本邏輯在於：好的學區房對應好的小學，好的小學對應好的中學，而好的中學則意味著大概率的考上好的大學。 學區房更多屬於炒作的概念
但是，中學也是有入學考試的，因此，好的學區房並不意味著一定能夠進入好的中學，於是這催生了培訓班需求。目前中國小學和初中都是義務教育，學雜費全免，北京也是如此。乍一看似乎小學階段應該沒有什麼花費，事實上所免除的學雜費在令人瞠目的課外培訓班費用上可以忽略不計。我的一位朋友在海淀區，他女兒在五、六年級時，一年的培訓班費用在7、8萬左右。他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別人都報，咱不能讓自己的孩子落後，是不是。
已經有人指出目前中國教育投資上非理性，說是學歷沒有學區房值錢，有點麵粉貴過麵包的意思，這還沒算上培訓班的費用。其實教育的最大非理性倒不在經濟上，而在對大學本身的無知上，或者對教育本身的無知上。
家長們都在選好的學校，好的小學，好的中學，最終目標是好的大學。但是，問題的關鍵是什麼是好？目前所流行的好其實是牌子，名牌大學就是好，大家都認爲好的就是好，北大、清華就是好，因爲它們是名牌，因爲大家都說好。
於是家長們都努力掙錢，不計成本地把孩子們送進別人都說好的大學，從未認真去了解過，研究過，好的大學究竟好在哪裡？真的好嗎？事實上，如果充分了解大學的歷史就會發現，大學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缺陷，存在根深蒂固的惡，當你把孩子送進大學時，事實上就是送孩子去被這些缺陷，這些惡去污染，甚至毒害。
在本文的前兩部分所指出的大學中的國恥基因、國恥病毒，就是大學的固有缺陷，就是大學的惡。在接下來，我們將深入討論這個大學的固有缺陷，大學之惡具體是什麼，以及怎麼污染孩子們的。但首先要對大學的屬性進行界定。
中國的大學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才出現的，就像戰敗後，所簽訂的馬關條約一樣，中國學習日本，引入西方的大學，都是被迫的事情，人家就拿槍頂住你的腦袋。大學在中國的出現實際上是一種廣義上的馬關條約，是一種國恥。明白這個大背景，是明白大學之惡的基本前提。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這個50多年裡，中國儘管遭遇了系列的戰爭失敗，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卻依然是保持了文化自信，提出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只願意引入西方的技藝，而拒絕輸入西方的文化。此時中國只有主權國恥，而無文化國恥。
但1894年慘敗給小日本後，中國的文化信心崩潰了，開始否定和捨棄中國固有的文化，而引入，甚至全盤引入西方文化。中國引入西方文化是通過兩個平台，或兩種途徑實現的，一個途徑是組織人員去列強國家的大學內留學，另一個途徑是將西方的大學搬到國內，設立自己的大學。
兩個途徑互爲表里，相互聯繫，也構成中國教育系統的梯度。中國的大學只是對西方大學的模仿，只是知識的二傳手，將產生字西方大學的知識搬運到中國，然後再傳授給中國的學生。因此，國內的大學整體上劣與國外的大學，沒有留學經歷的學生整體上劣於有留學經歷的。
從1894年至今的120餘年，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引入西方文化，和不斷地否定和捨棄自身傳統文化的過程，而實現的工具則主要是大學，以及留學。
這樣就得到了中國大學的主要性質：是中國引入西方文化的工具，也是中國否定自身文化的工具。
本部分的目的是提煉和總結中國大學的性質，爲下面對其優劣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做鋪墊。
此文，大學還有一個性質，是一個職業集團、利益集團，而且帶有強烈的特權特徵，是一個企圖謀求特權的特權集團。這一特徵爲歐美大學所固有，明白這一點，就需要了解歐美的大學史，明白大學在西歐得以產生的基本歷史背景。
西歐最早的大學大約12世紀在義大利出現，然後傳至法國，再至英國。中國人很難理解的是，西歐早期的大學實際是一種行會，包括教師的行會，和學生的行會，但主要是教師的行會。大學是行會不好理解，行會本身也不好理解，因爲中國歷史上從無行會這種東西，也就不可能有教師的行會，從而不可能有大學。
我儘量用更小的篇幅將中世紀的產生行會的歷史背景，以及行會本身解釋清楚，這樣就能更好地理解大學的特權化的職業集團屬性，即大學的行會屬性。不過這個的確有點難，難就難在，西歐的歷史與中國決然不同，那裡有的中國沒有，中國有的那裡沒有。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以及對西方文字和書籍的翻譯中，對西方歷史所有，而中國歷史所無的東西，會用中文中某個似是而非的東西去代替，這樣就造成認知上的混亂。譬如用『封建』去翻譯西歐中世紀feudalism，其實『封建』爲西歐歷史所無，而feudalism則爲中國歷史所無。
中世紀的西歐是一個農奴制社會，廣大的土地被極少數的領主所瓜分，國王是領主中的一個，當然也是擁有土地最多的那一個。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被看成土地的附著物，依附於土地，也依附於領主，不僅不擁有土地，而且也沒有能力和權力去獨立自主的生產和生活，被稱作農奴。
農奴社會是一個準奴隸社會，農民們嚴重缺乏獨立性，缺乏獨立自主進行生產和生活的意識和能力，需要被一個權威所管理和指令。現在比較流行的觀點，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爲奴隸和農奴是一個階級，是被統治階級，而奴隸主和領主，則是另一個階級，是統治階級。奴隸和農奴之所以沒有土地所有權，之所以缺乏權力和自由，是統治階級壓迫的結果。
事實並非如此，歐洲希臘羅馬時代的奴隸，中世紀的農奴，之所以缺乏獨立自主進行生產和生活的權力，以及相應地缺乏土地所有權，從根本上並非統治階級剝削壓迫的結果，而在他們自身，是他們自身缺乏獨立自己進行生產和生活的意識和能力，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由一個權威來指導和安排。亞里斯多德認爲，奴隸是自然的，存在自然的奴隸，這個自然就是自願的，缺乏獨立自主意識和能力的。
理解這一點對理解整個西方世界的文明和社會至關重要。這個整個西方世界，指的是中國以西的世界，不僅包括歐美，還包括中東、印度、非洲。在古代歷史上，唯有中國的農民是獨立自主地生產和生活的，每個家庭是一個獨立的生產和生活單位。在一般情況下，土地是農民平均所有，秦漢以後，出現了土地兼併。但是，土地兼併從根本上來說並非基於特權，而是基於市場。同時，大地主和農戶之間也是商業關係，而非特權關係，農戶是需要付出地租的佃農。
按照現代的權力思維，以及馬克思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理論，中國古代史中的國君以及政府的高級官員，原則上既對任何生產資料都不擁有所有權，而且也沒有權力參與任何產業的經營，這就是中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基本政治原則：『不與民爭業』，或『不與民爭利』。唯有以農民爲主體的平民、人民，才是產業的合法的經營者，是產業經營的主體。政府官員的收入不能直接來自產業的經營，而只能來自稅收。
這些事實說明，在中國的古代，以農民爲主體的平民擁有獨立自主的意識和能力，家庭，甚至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生產和生活主體。中國歷史上不存在一個對平民的生產和生活進行指導和干預的特權集團，產業的經營權力一直在民，並未被特權集團剝奪和破壞。更準確地說，中國壓根沒有什麼產權、經營權被破壞的概念，因此也不會出現權力的概念，不會出現什麼保護權力和恢復權力的概念。
生產主體之間進行自由地交易和協作，是經營權在民的自然現象，有史以來自由交易和自由協作就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基本特徵。自由協作和交易的基本工具是契約，契約在中國文明伊始就已經存在了，最原始的契約形態是結繩，後來又出現了書契，【周易】和【老子】都對上古『結繩而治』的時代進行記載。『結繩而治』實際上是說，憑藉著結繩這種原始形態的契約，人們就實現經濟上的協作，讓社會出現良好的秩序。這些資料都是中國自古就是自由地協作和交易的證據。同時這也意味著中國歷史上很早就自然地出現了分工。
這些都是中國文明的唯一特性和根基所在，爲其他任何文明所無。
西歐的中世紀社會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其主體是農奴社會，但是，同時又存在一個新興力量，就是商人群體。這個商人群體在中世紀之初就存在了，但是在開始的很長時期內，其勢力是非常小的。商人與西歐的農奴不同，具備獨立自主的生產和生活的意識，在經營和生活上都要求獨立。因此，商人群體在當時的西歐就是置身於農奴制汪洋大海的一個異類。
在領主的地盤，獨立自主地做做任何事，經營任何生意，必須經過領主的同意，賦予給相應的權力。因爲，商人要在領主的地盤經商，也必須向領主索要特權。在開始階段，單個商人的勢力是很單薄的，爲增加與領主的談判和鬥爭力量，他們必須抱團，這就是所謂的『行會』。
行會是在中世紀西歐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商人的組織機構，也是商人的社區，以及生存方式，也是區別於農奴制的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那時的西歐商業的基本單位就是行會，商人必須要加入某個行會，行會是當時西歐基本的商業制度和社會制度。
西歐社會的獨立自主生產和生活的理念，正是由商人這個群體由小到大逐漸發展起來的。但這裡不是一個階段替代另一個階段的問題，而是一個群體和階層超越另外一個群體和階層的問題，即商人階層的影響和勢力超越農奴階層，並把農奴階層逐漸商人化，將農奴制逐漸商業化，最終將整個西歐轉變成以商人和商業爲主導的社會，替代以往的由農奴和農業主導的社會。商人和農奴是並存的，商業和農奴制也是並存的。
也可以用中國的『一國兩制』來形容西歐中世紀的社會狀態。西歐中世紀社會也是『一國兩制』的，『農奴制』和『行會制』並存。明白這一層，是正確認識西歐的中世紀以及當下社會的關鍵。中國的『一國兩制』僅僅爲一種政治策略，並非整個中國社會真的是『兩制』的，從社會的角度而言，香港、澳門之於中國大陸可以忽略不計。但中世紀的西歐社會從根本上就是『兩制』的。這種社會的『兩制』屬性，在當下的歐美社會依然存在。
中世紀的西歐社會實際上包括三類群體和階層，一個是包括國王在內的領主階層，一個是農奴階層，一個是商人階層。西歐社會的主體是由農奴和領主組成的農奴制，農奴制是涵蓋農奴和領主兩個群體的，領主是特權階層，而農奴則是無權階層。商人群體的行會制卻是僅僅包括商人的封閉世界，行會需要向領主索取特權，而這個權力僅僅爲本行會所有，而拒絕與農奴分享，甚至也拒絕與其他行會分享。因此，行會實質上也是一個特權集團。
西歐的人權、產權思維正是在行會制中發展起來的，正確理解這段歷史，才能明白人權的真實面目所在。人權實質就是特權，是排他性的特權，只允許我有，而不允許別人有。人權的思維在社會分裂、鬥爭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也會自動地製造社會的分裂和鬥爭。總之，權思維是西歐中世紀畸形社會中產生的畸形制度和思維。現代歐美人卻用這種畸形的制度和思維來普世，豈不荒唐和大謬。當今西方世界的分裂和混亂，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分裂和混亂的罪魁正是這種人權-特權思維。
大約12世紀左右，西歐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行業，教育培訓業，由私人以商業化的形式來傳授知識，也屬於商業的範疇。這種培訓業首先出現在義大利，因爲那是義大利的商業最繁榮，經濟最發達。基於前面我們對於西歐社會的分析和說明，就可以知道，這些私人教師，要想生存，必須組建自己的行會，而私人教師行會，就是大學。
爲何中國歷史上只有私塾而無大學？原因很簡答，因爲在中國歷史中，中國私人教師可以獨立生存，無需和任何人聯合，無需和誰鬥爭，無需向誰索要特權。實際上，中國爲何沒有產生大學的原因，與中國爲何沒有產生行會，爲何沒有產生農奴制，是一個問題。
至此，我對大學的第二個屬性已經的分析完畢：大學是一個特權性的職業集團、利益集團。
再次總結一下，中國大學有兩大屬性。第一大屬性，是1894年以來中國進行西化的工具，也是否定和捨棄自身傳統文化的工具；第二大屬性，是一個特權化的職業集團、利益集團。
接下來，我將基於這種定性，對中國大學優劣，以及對中國大學對於中國近代史以及中國文明的意義，展開詳細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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