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爲何重國輕家

美國指使加拿大非法拘禁孟晚舟事件，其實反應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

美國人看中國，完全是以自我爲中心，完全從自己的文化邏輯出發，認定任正非的女兒是重要籌碼，爲救女兒，任正非，乃至中國會做出一些妥協，因此指使加拿大抓了孟晚舟。

而中國文化中，恰恰與西方文化相反，以國家爲神聖，國家尊嚴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爲了捍衛國家利益，個人，任何個人，都願意獻出生命。同樣，爲了國家，子女的生命同樣可以犧牲。

在重要性排序上，由高到低，中國文化的排序是：國家、家庭、個人。西方，尤其是美國，恰恰相反，是：個人、家庭、國家。

西方缺乏中國式的以國家爲神聖的觀念，甚至相反，以國家爲邪惡。一提國家，現代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集權專制。譬如，美國人非常敵視國有企業，不僅對中國的如此，對他們自己的也如此。

現代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正是以國家、政府爲邪惡的基礎的，想法設法對政府的權力進行肢解和限制，無論三權分立，還是直接到個人的選舉，都是如此，也被稱之爲憲政。說什麼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把權力關進籠子云雲。

中國以國家爲神聖，將國家利益視作最高利益，同時，捍衛國家的獨立，包括國家決策的獨立，也都具備崇高意義。因此，中國文化絕不會允許肢解作爲國家代表的政府的獨立決策權，絕不會搞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來肢解和實質上限制自己的國家。

如果，單純地說國家、家庭、個人之間排序，就會掩蓋實質性問題，中西的排序之所以相反，根源在，個人、家庭、國家的具體內涵，在中西是根本不同的。

在中國固有文化中，即儒家文化中，人的本質在心，心是抽象的思考器官，即孟子說的『心之官則思』。或者說，心是對思考活動的抽象，是思考活動的主體和發出器官。這樣，心實質就是就是思考本身。性則是心的屬性。

也就是說，儒家認爲，人的本質在心性，即在思考、認知，人是一個心性主體、思考主體。

同時，人在做思考時，存在固有的判斷傾向、選擇傾向，即思考功能具備內在的穩定的基本屬性，這個就是性，也是義理、道義。這就是『宋明理學』所說的『性即理』、『心即理』。

每一個人的本質在心，每一個人都有心，而心又有著相同的結構和屬性，這樣所有的心便有共同的思考傾向，包括判斷傾向和選擇傾向，存在共同判斷，即共識。這就是孟子說的『心之同然』。

『心之同然』有兩層含義。一是人心會有共同判斷、意見，即共識。

二是，人心存在共同的基本結構、基本屬性。這就是孟子總結的『心之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對應著外在的仁、義、禮、智，即外在的仁義禮智的行爲，都是由內在心之四端所發出。

是人都有這四種心，因此心之四端也是人心四種基本屬性。西漢時又被加了一個信，構成仁義禮智信，被說成是五常之性，與三綱一起，構成三綱五常。

因此，孟子的心之四端，既是人心，又是義理、道義，是人心和義理的合一、統一。所以，孟子又說：『心之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宋明理學說『心即理』、『性即理』則是進一步的闡發。

既然人都有心，心有又都有相同結構和屬性，能夠形成共同的判斷，達成共識，即建立義理、道義，那麼人與人相處的方式就是，相互尊重對方的心，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基於誠意，通過協商達成共識，然後基於共識進行合作、交往、交易。

這種方式被孔子總結爲『仁』。『仁』的字形就是二人，即二人如何建立良好關係。社會是由所有的人際關系所組成，而所有的人際關係的基本單元就是二人關係，就是仁。因此，仁不僅是二人關係模型，也是整個社會的人際關係模型。

這樣，個人、二人、國家、天下，就在心性、道義的基礎上形成統一。因此，【大學】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格物』就是就是做事，就是與人發生接觸，建立共識，達成合作。建立共識，達成合作就是『格物』。『格』是正、至，『物』是確定的共識。『致知』就是在格物的過程中學習。『誠意』就是不虛偽，在與人協商的過程中，既然誠意地表達自己，同時也要誠意地理解對方，每一次表達都是誠意的。『正心』就是通過前面的『格物、致知、誠意』。而形成正確的思考、思維模式，也是獨立的思考模式，能夠排除外物的干擾。

既然，人心的基本屬性是『心之同然』，義理、道義的基本屬性也是『心之同然』。因此，檢驗『正心』和義理、道義的基本標準就是能夠獲得同然的範圍，獲得認同的範圍。同然的範圍越大，被認同的範圍越大，正心和義理、道義的水平也就越高。

因此，中國非常崇尚『統一』、『大同』，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達成了共識，這樣整個天下都是相同的，成爲一個『一』。『天下爲公』也是這個道理，這樣『統一』、『大同』、『公』在中國文化中就具備最崇高的價值，獲得神聖性。

中國文化中之所以認爲加家庭比個人重要，國家又比家庭重要，就是基於人心而言，基於義理、道義而言，範圍越大，同然的程度就越高，『正心』、道義的程度就越高。

實際上，在【大學】中，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後是國，國後是天下，即全世界、全人類。

因此，中國文化中的國家、天下，其實質內涵都是義理、道義，即【大學】所說的『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

既然人的本質在心，在義理、道義，人生的意義也就是踐行和捍衛心性的獨立和自由，一旦這種獨立和自由遭到破壞，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捍衛。這就是孔孟所說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道義比人生命更重要。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不惜犧牲生命去報效國家的概念，即精忠報國的思想，以及忠孝不能兩全的思想，舍小家顧大家的思想。

然而，西方文明是沒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義理等這些概念的，他們對人的理解也就與中國截然不同。

由於西方沒有意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心性主體、思考主體，因此就一直處於心性依附狀態。現代之前，依附與宗教，更準確地說，是依附於神。進入現代，儘管推翻了上帝，但是，心性依附的狀態依然沒有改變，只是依附的對象發生了改變，由此前依附於神，變成現代依附於科學的知識體系，依附於民主程序，甚至依附於財富、資本。

但是，現代西方人最依附的就是財產，他們基於此構造出了財產權，簡稱產權。現代西方文化認爲，人的本質在權力，而權力的核心在產權，人就是一個產權人。所謂的獨立和自由，都是基於權力的、產權的、財產的。

權力、產權，已經構成現代西方的基本思維方式，他們嚴重的個人、家庭、國家，都是基於權力的、產權的。

現代西方認爲，權力本來是屬於個人的，政府的權力來自個人權力的轉移，或者說是對個人權力的剝奪。也就是說，權力的總量是一定的，政府和個人之前是一個權力的零和博弈，政府的權力越多，個人的權力就越少。

由於，很多事情個人無法解決，需要政府來出面，這樣，個人就簽訂一個契約，自願將自己的權力轉讓給政府。但是，政府在執行權力的過程中，必須遵守契約，爲獻出權力的個人群體服務，否則人們也可以收回權力。這就是盧梭等人的『社會契約論』。

同時，由於沒有道義概念，西方就沒有出現世俗化的道義國家、道義政治概念。在現代之前，唯有宗教能夠提供准道義的理念和秩序。中世紀的世俗政府就是封建領主，他們眼中只有自家私利，而沒有道義、正義。

領主們憑藉基於暴力的特權，控制了土地，耕種土地的農民則是高度依附於土地的，從而高度依附於領主，而沒有獨立生產和生活的權力。

現代西方國家邪惡、政府邪惡的觀念，就是直接來自對中世紀封建領主政府的印象。

因此，在現代西方，真正的權力主體、產權主體就是個人，而國家、政府則是天然具備邪惡性、專制性，但是又不能沒有政府，沒有國家，因此，現代西方的國家形態是主權國家，其基礎是利益。儘管中國也採用了主權國家之外形，那是歷史悠久的道義內涵依然存在。

由於，西方的國家是基於利益的，個人也是基於利益的，個人和國家之間又有不同的利益集團，最主要的是政黨。每個人的利益訴求不同，每個集團的利益訴求也不同，因此，西方也就無法形成中國式的基於道義的大統一。

甚至相反，他們懼怕全國式的統一，因爲缺失道義，那樣將意味一個掌權人，或者說統治者對其他利益主體的專制和利益剝奪。

概而言之，究其實質而言，西方，尤其是美國，有私人，而無國家，有資本，而無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抓捕大資本家的子女，他首先考慮的絕非國家利益，絕不會爲國家而犧牲自己的子女，而一定全力救助。

美國抓捕孟晚舟，就是基於這種文化邏輯。

顯然，他們失算了。任正非表示，華爲不會犧牲民族的利益去換取孟晚舟的自由。他甚至說，已做好此生再也見不到女兒的準備!

不僅任正非，就是權力更大毛主席，也毅然決然地將自己年輕的兒子送上抗美援朝的戰場，並犧牲在那裡。這都是美國人無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