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为何重国轻家

美国指使加拿大非法拘禁孟晚舟事件，其实反应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美国人看中国，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从自己的文化逻辑出发，认定任正非的女儿是重要筹码，为救女儿，任正非，乃至中国会做出一些妥协，因此指使加拿大抓了孟晚舟。

而中国文化中，恰恰与西方文化相反，以国家为神圣，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捍卫国家利益，个人，任何个人，都愿意献出生命。同样，为了国家，子女的生命同样可以牺牲。

在重要性排序上，由高到低，中国文化的排序是：国家、家庭、个人。西方，尤其是美国，恰恰相反，是：个人、家庭、国家。

西方缺乏中国式的以国家为神圣的观念，甚至相反，以国家为邪恶。一提国家，现代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集权专制。譬如，美国人非常敌视国有企业，不仅对中国的如此，对他们自己的也如此。

现代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正是以国家、政府为邪恶的基础的，想法设法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肢解和限制，无论三权分立，还是直接到个人的选举，都是如此，也被称之为宪政。说什么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云云。

中国以国家为神圣，将国家利益视作最高利益，同时，捍卫国家的独立，包括国家决策的独立，也都具备崇高意义。因此，中国文化绝不会允许肢解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的独立决策权，绝不会搞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来肢解和实质上限制自己的国家。

如果，单纯地说国家、家庭、个人之间排序，就会掩盖实质性问题，中西的排序之所以相反，根源在，个人、家庭、国家的具体内涵，在中西是根本不同的。

在中国固有文化中，即儒家文化中，人的本质在心，心是抽象的思考器官，即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或者说，心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是思考活动的主体和发出器官。这样，心实质就是就是思考本身。性则是心的属性。

也就是说，儒家认为，人的本质在心性，即在思考、认知，人是一个心性主体、思考主体。

同时，人在做思考时，存在固有的判断倾向、选择倾向，即思考功能具备内在的稳定的基本属性，这个就是性，也是义理、道义。这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性即理”、“心即理”。

每一个人的本质在心，每一个人都有心，而心又有着相同的结构和属性，这样所有的心便有共同的思考倾向，包括判断倾向和选择倾向，存在共同判断，即共识。这就是孟子说的“心之同然”。

“心之同然”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心会有共同判断、意见，即共识。

二是，人心存在共同的基本结构、基本属性。这就是孟子总结的“心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外在的仁、义、礼、智，即外在的仁义礼智的行为，都是由内在心之四端所发出。

是人都有这四种心，因此心之四端也是人心四种基本属性。西汉时又被加了一个信，构成仁义礼智信，被说成是五常之性，与三纲一起，构成三纲五常。

因此，孟子的心之四端，既是人心，又是义理、道义，是人心和义理的合一、统一。所以，孟子又说：“心之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宋明理学说“心即理”、“性即理”则是进一步的阐发。

既然人都有心，心有又都有相同结构和属性，能够形成共同的判断，达成共识，即建立义理、道义，那么人与人相处的方式就是，相互尊重对方的心，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基于诚意，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然后基于共识进行合作、交往、交易。

这种方式被孔子总结为“仁”。“仁”的字形就是二人，即二人如何建立良好关系。社会是由所有的人际关系所组成，而所有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就是二人关系，就是仁。因此，仁不仅是二人关系模型，也是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型。

这样，个人、二人、国家、天下，就在心性、道义的基础上形成统一。因此，《大学》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就是就是做事，就是与人发生接触，建立共识，达成合作。建立共识，达成合作就是“格物”。“格”是正、至，“物”是确定的共识。“致知”就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学习。“诚意”就是不虚伪，在与人协商的过程中，既然诚意地表达自己，同时也要诚意地理解对方，每一次表达都是诚意的。“正心”就是通过前面的“格物、致知、诚意”。而形成正确的思考、思维模式，也是独立的思考模式，能够排除外物的干扰。

既然，人心的基本属性是“心之同然”，义理、道义的基本属性也是“心之同然”。因此，检验“正心”和义理、道义的基本标准就是能够获得同然的范围，获得认同的范围。同然的范围越大，被认同的范围越大，正心和义理、道义的水平也就越高。

因此，中国非常崇尚“统一”、“大同”，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达成了共识，这样整个天下都是相同的，成为一个“一”。“天下为公”也是这个道理，这样“统一”、“大同”、“公”在中国文化中就具备最崇高的价值，获得神圣性。

中国文化中之所以认为加家庭比个人重要，国家又比家庭重要，就是基于人心而言，基于义理、道义而言，范围越大，同然的程度就越高，“正心”、道义的程度就越高。

实际上，在《大学》中，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后是国，国后是天下，即全世界、全人类。

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国家、天下，其实质内涵都是义理、道义，即《大学》所说的“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

既然人的本质在心，在义理、道义，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践行和捍卫心性的独立和自由，一旦这种独立和自由遭到破坏，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这就是孔孟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义比人生命更重要。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不惜牺牲生命去报效国家的概念，即精忠报国的思想，以及忠孝不能两全的思想，舍小家顾大家的思想。

然而，西方文明是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义理等这些概念的，他们对人的理解也就与中国截然不同。

由于西方没有意识到人是一个独立的心性主体、思考主体，因此就一直处于心性依附状态。现代之前，依附与宗教，更准确地说，是依附于神。进入现代，尽管推翻了上帝，但是，心性依附的状态依然没有改变，只是依附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由此前依附于神，变成现代依附于科学的知识体系，依附于民主程序，甚至依附于财富、资本。

但是，现代西方人最依附的就是财产，他们基于此构造出了财产权，简称产权。现代西方文化认为，人的本质在权力，而权力的核心在产权，人就是一个产权人。所谓的独立和自由，都是基于权力的、产权的、财产的。

权力、产权，已经构成现代西方的基本思维方式，他们严重的个人、家庭、国家，都是基于权力的、产权的。

现代西方认为，权力本来是属于个人的，政府的权力来自个人权力的转移，或者说是对个人权力的剥夺。也就是说，权力的总量是一定的，政府和个人之前是一个权力的零和博弈，政府的权力越多，个人的权力就越少。

由于，很多事情个人无法解决，需要政府来出面，这样，个人就签订一个契约，自愿将自己的权力转让给政府。但是，政府在执行权力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契约，为献出权力的个人群体服务，否则人们也可以收回权力。这就是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

同时，由于没有道义概念，西方就没有出现世俗化的道义国家、道义政治概念。在现代之前，唯有宗教能够提供准道义的理念和秩序。中世纪的世俗政府就是封建领主，他们眼中只有自家私利，而没有道义、正义。

领主们凭借基于暴力的特权，控制了土地，耕种土地的农民则是高度依附于土地的，从而高度依附于领主，而没有独立生产和生活的权力。

现代西方国家邪恶、政府邪恶的观念，就是直接来自对中世纪封建领主政府的印象。

因此，在现代西方，真正的权力主体、产权主体就是个人，而国家、政府则是天然具备邪恶性、专制性，但是又不能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因此，现代西方的国家形态是主权国家，其基础是利益。尽管中国也采用了主权国家之外形，那是历史悠久的道义内涵依然存在。

由于，西方的国家是基于利益的，个人也是基于利益的，个人和国家之间又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最主要的是政党。每个人的利益诉求不同，每个集团的利益诉求也不同，因此，西方也就无法形成中国式的基于道义的大统一。

甚至相反，他们惧怕全国式的统一，因为缺失道义，那样将意味一个掌权人，或者说统治者对其他利益主体的专制和利益剥夺。

概而言之，究其实质而言，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私人，而无国家，有资本，而无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抓捕大资本家的子女，他首先考虑的绝非国家利益，绝不会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子女，而一定全力救助。

美国抓捕孟晚舟，就是基于这种文化逻辑。

显然，他们失算了。任正非表示，华为不会牺牲民族的利益去换取孟晚舟的自由。他甚至说，已做好此生再也见不到女儿的准备!

不仅任正非，就是权力更大毛主席，也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年轻的儿子送上抗美援朝的战场，并牺牲在那里。这都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