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专题研讨课之“大明宫遗址考古与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和展示”

  来源: 中国考古网

　　　 主讲人：龚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2012年5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先生为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作了题为《大明宫遗址考古与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和展示》的专题报告，围绕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以及在遗址保护方面取得的相关成果，他从具体个案的角度阐明了我国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活动，一方面从理论角度梳理出在大遗址保护方面取得的若干共识，另一方面从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进程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观点鲜明，立论有据，给在场的同学以极大的启发和思考！
　　　 一、唐大明宫简介
　　　 大明宫是唐代都城长安城的三大宫城之一，又称“东内”，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中枢；它始建于唐贞观8年（公元634年），废弃于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前后共270年，实际使用时间长达240余年，唐朝22个皇帝，除高祖、中宗、少帝、睿宗、哀帝外，其余17帝都在大明宫处理朝政和寝食生活，可以说大明宫见证了唐朝的繁荣和盛衰。另外，从选址和规模上看，龙首原是长安城东部、汉游靼陡叩刈畋币坏涝梁，按风水学说法，最适合于建筑宫室；从考古勘探的范围来看，3.2平方公里面积可以称得上是汉代以后历代宫室中最大的（东墙2310、南墙1370、西墙2256、北墙1135米）。
　　　 二、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历程
　　　 大明宫遗址考古正式开始于1957年，至今已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历程。回顾这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大致可划分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7年至1961年底）、第二阶段（1962年至1994年）、第三阶段（1995年至2010年）、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每一阶段各有其研究的侧重点。
　　　 第一阶段：为起步和基础阶段，也是大明宫考古成果最大、最丰富的阶段。主要工作和收获如下：1.着重弄清了大明宫遗址范围大小以及形制布局，纠正了一些文献记载的错误，第一次揭示出大明宫遗址的真实面貌，绘出了大明宫遗址的第一张实测图；2.出版了《唐长安大明宫》的专刊报告，全面报道了考古新发现；3.在此阶段的工作基础上，唐大明宫遗址被国务院列入了为数不多的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单位名录，从而使该遗址的保护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第二阶段：由于文革的影响以及从事长安城其他遗址的考古工作，此阶段内大明宫的考古工作较少，主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着重弄清了宫内具体建筑遗址的内涵和特征，主要工作内容有含耀门、三清殿、清思殿、东朝堂、翰林院等遗址的发掘；除此之外，古建学家在考古资料基础上，结合文献，对一些重要的建筑遗址（例玄武门、麟德殿、含元殿等）进行了复原研究。
　　　 第三阶段：大明宫考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为：1.改变了以前单纯进行考古的局面，考古工作开始与遗址保护相结合来进行，例如含元殿第二次发掘、御道遗址调查和丹凤门发掘等，解决了一些争议性的问题，并有所新的发现；2.开始了中外合作考古和研究，如太液池遗址的发掘；3.考古工作细化和深化，科技含量加大；4.考古成果的报道速度加快，学术界可以较快地利用新的考古资料进行研究。
　　　 第四阶段：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和开园后的考古阶段，具有两大特点：
　　　 1、可以有计划地重新开展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主动性考古工作，主要为解决和填补学术研究空白；2、公园考古现场必须向社会公众开放，新发现和新成果要及时向公众讲解、发布，以不断地丰富和更新公园的展示内容。遗址的真实面貌将更加清楚。
　

　

　　　 三、国家大遗址保护的探索与实践
　　　 首先，需要明确“大遗址”的概念，它是指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就目前的保存现状而言，我国现有2300多处国保护单位，约1/4（500处）为大遗址。其次，回顾近些年来，我国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相关实践和探索。
　　　 早在1999年，国家“十五规划”之初，大遗址抢救保护问题被正式提出并纳入规划之中；2005年，国家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2010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共同研究编制了《“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首批100个大遗址纳入规划，初步形成“两片三线”（西安、洛阳；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的保护格局。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大遗址保护完成了五大转变：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规划性保护；从“打补丁式”的局部保护到遗址规模和格局的全面保护；从单纯的本体保护到兼顾遗址环境的综合性保护；从封闭保护到开放式保护；从专一文物保护工程到推动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的市政大计。
　
　

　
　　　 四、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经验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成功之处是多方面的，其最大的成果是使大明宫遗址得到了整体保护；解决了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人民生产生活、城区环境改善、城市文化品位提升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在科学规划、科学实施基础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约束，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例如建设周期过于紧促；总原则及领导的意识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有的建设项目未能履行论证、申报、立项批准等相关程序；未听取和采纳文物考古专家意见；遗址建设区管理松散，随意开放等，都对遗址的整体性保护产生了消极影响。
　　　 除此之外，龚国强先生还特别提到，考古工作不再是纯粹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者需要参与到遗址保护全过程（发掘前、发掘过程、发掘后，要参与保护和展示设计）。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也必须纳入考古工作这个保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