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航海簡史

  來源: 華夏文明網

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中華民族的祖先已能就以原始的舟筏浮具和原始的導航知識開始海上航行，揭開了利用原始舟筏在海上航行的序幕。這說明中國和地中海國家一樣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發祥地。夏、商、周時代，由於木板船與風帆的問世，人們已開始在近海沿岸航行到今日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中南半島。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古代航海事業的形成時期,人們已累積了一些天文定向、地文定位、海洋氣象等知識，初步形成了近海遠航所需的技術和相關的知識，出現了較大規模的海上運輸與海上戰爭。到秦漢時代，海船逐步大型化以及掌握了駛風技術，出現了秦代徐福船隊東渡日本和西漢海船遠航印度洋的壯舉。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東吳船隊巡航台灣和南洋，法顯從印度航海歸國，中國船隊遠航到了波斯灣。

    唐朝建立後，經過"貞觀之治"，中國社會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在國力強盛和造船技術進步的基礎上，中國與西亞、非洲沿岸國家間的海洋航運有了很大發展。唐朝時由中國航海前往阿拉伯乃至非洲沿岸國家，已由過去的分段航行實現了全程直航，不再需要經印度洋沿岸國家換乘阿拉伯商船中轉，而能直接抵達。

  由於羅盤廣泛地應用於航海，加上前人積累的牽星術、地文、潮流、季風等航海知識，以及造船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水密隔艙技術，使宋代後的航海家可以長年在海上遠行。宋代人開闢了橫越印度洋的航線，尤有重要意義，宋代航海家從廣州、泉州啟航，橫越北印度洋，直航至西亞和非洲東海岸。

元代中國海洋航運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海上漕運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元朝建都於大都(今北京)，要解決京城地區及北方糧食緊缺問題，就必須從江南調運，其中海上漕運是主要途徑之一。

在遠洋航運方面，無論是航行規模，還是造船和航海技術方面，元代都超過了唐宋。元代較大的遠洋船舶能承載千餘人，有十餘道風帆。阿拉伯的天文航海技術傳入中國，也促進了中國航海技術的發展。

    由於當時積極的航海貿易政策和以羅盤導航為標誌的航海技術取得重大突破，中國領先西方進入"定量航海"時期。中國舟帆所及，幾達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全部海岸，與亞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航海貿易關係。元代遠洋航運的發展，促進了國內外貿港口的繁榮，尤其是泉州港，在元代經歷了它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不僅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和東方第一大港，而且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外貿易港。

    元代民間航海家汪大淵曾於公元1330-1390年兩次從泉州出發，航海遠遊，行蹤遍及南海、印度洋，遠達阿拉伯半島及東非沿海地區。為此，他於公元1349年寫成【島夷志略】一書，其中記述國名、地名達96處之多。

    到明代永樂至宣德年間，偉大的中國航海家鄭和率領遠洋船隊，先後七次下西洋，遍訪亞非各國，其船隊規模之大、船舶之巨、航路之廣、航技之高，在當時無與倫比。

    從1405年到1411年的6年中，鄭和船隊幾乎沒有間斷地三次出洋，每次均遊歷南洋和印度附近的大小國家，加強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地區之間的聯繫，尤其是政治經濟上的來往。此後外國使臣紛紛回訪中國，當時的南海上桅帆點點，中外往來日趨頻繁，許多國家和地區使臣的來華也不再限於搭載鄭和下西洋的船隻。同時鄭和的幾次出訪，在舊港(在今天的印尼)消滅了海盜，也加強了與南洋各國的聯絡，使海路得以安全通暢。

    鄭和下西洋在航線及航海經驗上都具有歷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達東非。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於領先地位。在當時靠木船、僅憑藉自然的風力航行，克服海上種種困難，不僅要有航海技術、造船技術、航海經驗，掌握海洋知識，而且也需要勇氣和探險精神，這些為以後中國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礎。元代以前中國的遠洋航線，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規模、數量和人數、航行的次數，持續的時間都遠不及鄭和下西洋。

    鄭和通過七次大西洋的探險航行，開闢了海上交通路線，形成了系統完善的海上交通網絡。前三次主要到印度以東，最遠到達古里，這裡是古代東西方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開始到達西亞、東非地區。鄭和重要航線有56條，航線總長15000英里，如開闢了古里到溜山到東非索馬里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卜喇瓦、肯尼亞的麻林地，並向南航行到比剌(莫桑比克港)、孫剌(今索法拉港)，據說分船隊過了南非風暴區,遠遠超過了季風航行的要求。鄭和下西洋的航線從航海發展史角度看，具有創新性的突破，為以後的航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鄭和七下西洋的舉措，是陸上絲綢之路向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轉折，也創造了航海史上的奇蹟，作為一位航海家，鄭和具有的勇於奉獻、向海洋探險的精神是罕有的，由中國鄭和開始的海洋世紀，包含了東西方向海洋的開拓歷程。沿着鄭和開通的海道，大批中國人從此走出了國門，正是這種東西方向海洋的不斷探索，最終使人類匯合在一個整體世界之中。

    然而，隨着中國晚期封建主義逐漸保守與僵化，明清王朝對外閉關鎖國，對內實行海禁，嚴重阻礙了中國航海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航海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中國航海業進入由盛轉衰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