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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原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時值契丹縱游騎南下剽掠，但作為武資官的王繼英被提拔的真正原因卻並不在於歷經戰陣。他『少從趙普給筆札』，『真宗在藩邸，選為導吏兼內知客事』，【宋史】卷二六八其本傳中稱之為『趨走左右者』。他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小心謹靖，以勤敏稱，上倚愛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丁酉條載：
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
對於當時的邊機形勢，對於王繼英其人，真宗都並非不了解。皇帝對宰相們的這番囑咐，使人隱約感到他對主管軍旅的樞密院長官處置邊事的能力似乎信心不足。
是年閏九月，契丹大舉南下，宰相寇準建議真宗北上親征，而參知政事王欽若、簽署樞密院事陳堯叟建議南逃避敵。在此關鍵時刻，看不到樞密使王繼英的態度。在其後的北進過程中，軍事亦多經寇準處分。【續資治通鑑長編】在王繼英出任樞密使之後一年（景德元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記事中，王繼英僅四見，或被命或進奏之事務，一系翰林醫官除授事，一系告發雷有終事，另兩件系次補或檢放禁軍及將校事，皆與邊事戎機無直接關聯。至於其本傳中語焉不詳地稱『從幸澶州，契丹請和，諏訪經略，繼英預焉』，很可能不過是委宛曲宥而已。
王繼英這種表現，並不妨礙他繼續擔當樞密使一職。他在任兩年半，直至去世。真宗『臨哭久之』，並且對宰相們說：『繼英久在左右，小心畏謹，奄忽淪逝，良可念也。』前有王顯，後有王繼英，這樣的人被皇帝選中掌領樞密，而且備極榮寵，其中的真實原因耐人尋味。
四
從建隆到景德，北宋初期的九位正任樞密使，除趙普、石熙載二人外，皆系武資；而且，獨任樞密使時間最長（達八年之久）的王顯，亦系武資。而自淳化二年初設知樞密院事，至景德三年王欽若、陳堯叟出任該職之前，五位知樞全部都是武資。
不過，如果我們將樞密院長貳群體納入視野，則可以看到，宋太祖時期，樞密院長貳基本是文武兼用。同時在任的長貳皆系武資的，只有兩段期間，即李崇矩與王仁贍同任使副時期（乾德二年初至四年底）、曹彬與楚昭輔同任使副時期（開寶九年二月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底）。自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以後，除極短暫時間（如太平興國八年九、十月間）外，即再無武資包攬的狀況，或簽署、或同知、或副使、或使，其中總有文資在。
當然，即使是對於武資官的任用，宋初也有了不同於五代時期的特點，這使我們看到，在統治者的心目中，所謂『武官』並非無所差異的整體。此時的樞密使很少再任用曾經親率重兵的『武臣宿將』擔任。開寶九年（976）二月太祖任命的曹彬，雖因一向恭謹清慎，能『在樞府凡八年』，但太宗是年十月即位後，馬上安排原樞密副使楚昭輔與曹彬同任樞密使；自太平興國四年（979）始，又有太宗心腹臣僚石熙載先是簽署樞密院事，繼而副使，再遷樞使，從旁牽制。即便如此，曹彬仍然因為『得士眾心』被太宗猜疑而終至去職。太宗能夠放心使用的武資樞密，主要是其藩邸親信。
對於曾率軍旅者的疑忌決非太宗一朝偶見。仁宗景v三年（1036），王德用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孔道輔上言，『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皇v四年（1052）中，宋廷賞破儂智高之功，任狄青為樞密副使。左司諫賈黯反對說：
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勛者不可勝數，然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
他繼而列舉了五項『不可』的理由：
四裔聞之，有輕中國心，不可一也；小人無知，聞風傾動，翕然向之，撼搖人心，不可二也；朝廷大臣，將恥與為伍，不可三也；不守祖宗之成規，而自比五季衰亂之政，不可四也；青雖才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馭之術，乖勸賞之法，不可五也。
當賈黯說到『祖宗之成規』時，他並沒有進一步加以闡發，或許他認為其內容所指是顯而易見的。不過，他心目中的所思所想，恐怕不是太祖、太宗任用親隨的不成文原則。
梁天錫先生【宋樞密院制度】一書，在講到【宋樞密院之產生及其作用】時，有『以文馭武與重文輕武』子目，其中『統計兩宋任樞密長貳凡七百二十四員次，得各朝文武之員次及其比例』為：兩宋十八朝樞密長貳中，文資659，占91%；武資65，占9%。而其中，在太祖朝的10員次中，文資4，占40%；武資6，占60%。太宗朝35員次，文資21，占60%；武資14，占40%。真宗朝44員次，文資29,占66%；武資15,占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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