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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南宋時期，將所謂『祖宗成憲』抬舉到無以復加的高度。【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八載有宋孝宗對於周必大辭拜樞密使的批答文字，其中說：
國家建右府以總戎，昭命儒臣而崇使領。蓋自太平興國以來成憲俱在，迄於今茲必以閎才碩學見聞殫洽者任之，豈非兼文武之用、明政事之體乎？
太平興國時期的情形，其實既不完全是『建右府以總戎』，也不是『命儒臣而崇使領』。太宗前期在樞密院職掌及其長官使用問題上，比周世宗、宋太祖時期有所倒退。他作為太祖的繼任人，擔心政權不穩的猜疑心理比其兄長嚴重得多。
太宗所用樞密使前後四人，即曹彬、楚昭輔、石熙載與王顯。其中稱得上『儒臣』的，只有石熙載一人。
開寶九年（976）十月，太宗初即位，便一改乾德以來獨員樞密使的格局，提升楚昭輔與太祖生前任用的曹彬同任樞密使。這一寓有制衡之意的搭配維持了五年，太平興國六年以石熙載取代了楚昭輔。石熙載原系趙光義所辟泰寧軍掌書記，光義尹京邑，又表為開封府推官；他自太平興國四年正月簽署樞密院事，後除副使，再除樞密使，在樞府凡五年。儘管李燾、徐自明都強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自熙載始』，這一以『文資正官』身份擔當樞密使的任命，也確實預示着文臣掌樞密的可能前景；但他之所以被重用，實質上是因為『早在初潛，實預賓佐』，『金石之誠，夷險如一』。認清這一點，才能夠解釋為什麼在太平興國八年（983）曹彬、石熙載相繼罷任之後，會由王顯獨任樞密使八年。
太平興國八年正月，樞密使曹彬被罷。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
先是，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眾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錢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它事，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言救解，上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曹彬在樞密八年，『能得士眾心』成為他被罷的主要原因。郭威代漢、趙匡胤代周的『前車之鑑』，使太宗備加提防。聯想到宋仁宗『不豫』時首罷『得士卒心』的樞密使狄青出外的舉措，使我們明顯地體味到所謂『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先發制人』預設。
太宗朝曾經獨任樞密使的只有一人，即王顯。曹彬罷樞密使次日，王顯受命為樞密副使，六月任樞密使，在樞府凡八年。【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正月己卯條中說：
以東上x門使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顯初隸殿前為小吏，性謹介，不狎同輩，不踐酒食之肆。上愛之。
李燾在這裡沒有指明的一點是，王顯之被任用，不僅僅是由於『性謹介』，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即他『少嘗給事太宗於潛邸』，是倍受信任的舊僚。他『早自中涓，亟升近列；一掌樞務，十年於茲。』『自三班不數年正樞任，獎擢之速，無與為比』。對於這位藩邸舊僚，太宗曾經寄予莫大的期望。據【太宗皇帝實錄】，在任命王顯為樞密副使時，
上召謂顯曰：『卿代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顯曰：『讀此亦可免於面牆矣。』
雍熙三年（986），太宗決意北伐幽薊。『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北伐全面失敗後，領兵將帥因『違詔失律』被黜，樞密使王顯等密院長官卻並未承擔北伐失利的責任：
及敗，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
在這段記載之後，李燾有注文曰：『推誠悔過事，更當考。』太宗如何『推誠悔過』儘管待考，而他並未歸咎於參與計議的樞密院長官卻是事實。這裡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當初的決策實際上是太宗一人作出的；二，當時的樞密院首長是太宗倚信之人，儘管參與謀議失誤，卻並未遭致疑忌。這種情形恰恰說明，當時的樞密院在很大程度上不過被皇帝當作協助處理機政的私人參謀班子，而很難說是負責國家軍政決策的最高機構。
樞密使王顯的任內表現，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據【宋宰輔編年錄】卷二，淳化二年九月己卯條，『王顯罷樞密使』制書稱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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