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北京日報 不久前在一本香港出版的刊物上看到一篇短文，講的是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徐仲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事情。當年徐教授以一篇雜文【烏『晝』啼】被劃為右派分子。【毛選】第五卷第446頁還點名批判了這篇雜文。他可以說是『欽定』的右派分子。他是怎樣摘掉帽子的呢？據這篇短文說，徐仲年早年留學法國的時候，跟後來做了幾內亞共和國總統的塞古・杜爾是同班同學。1962年塞古・杜爾來中國訪問，向周恩來總理提出想見老同學徐仲年，於是立刻給摘掉帽子，恢復專家待遇……
要是真有這樣的事情，正好屬於我研究的課題，當然不能放過，於是我就去查找了一些相關的資料。一查就發現，不對了。第一，塞古・杜爾沒有在法國上大學的經歷，徐仲年不可能有過跟他同學的機會；第二，塞古・杜爾在1962年不曾來中國訪問。我在【周恩來年譜】和【新中國五十年大事記】等書中查到的是，他是1960年來訪的。可見說徐仲年是在1962年因他留學法國的同學塞古・杜爾的幫助摘帽，是毫無事實根據的。這篇短文作者署名『李輝』。我打電話去問人民日報社的李輝兄，他立刻聲明:這篇文章不是他做的，他跟那個刊物也素無聯繫。是真的另有一位也叫『李輝』的作者，還是別一位作者願意署名『李輝』，他就不知道了。
在【南方周末】看到高文彬先生寫的一篇書評。高先生是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秘書。他以親歷者的身份指出上海出版的【遠東國際大審判】一書中許多史實方面的錯誤。例如書中說，當東條英機等被告從監獄押赴法庭受審時，途中圍觀的人群中響起一片『殺人犯』的怒吼聲，東條英機卻故作鎮靜。這就純系想像之辭，殊不知被告乘坐的並不是敞篷車，而是連車窗都用黑布蒙上的美國軍用巴士，沿途無人能夠看見車中的被告，也沒有發生過怒斥他們的事情。又如書中不止一次寫到梅汝R法官在庭上拍案而起怒斥被告，也是想像之辭，事實上，在軍事法庭整個審訊過程中，庭審工作全由首席法官澳大利亞的韋伯爵士一人承擔，其他法官則陪坐在旁，從不發言。如有問題，或當庭寫一條條遞給韋伯爵士，或於退庭後在法官議事會上提出，從來沒有其他法官拍案而起的事。但願今後能少遇到一些憑想像寫成的『史料』。 作者：朱正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