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京日报 不久前在一本香港出版的刊物上看到一篇短文，讲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事情。当年徐教授以一篇杂文《乌“昼”啼》被划为右派分子。《毛选》第五卷第446页还点名批判了这篇杂文。他可以说是“钦定”的右派分子。他是怎样摘掉帽子的呢？据这篇短文说，徐仲年早年留学法国的时候，跟后来做了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的塞古・杜尔是同班同学。1962年塞古・杜尔来中国访问，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想见老同学徐仲年，于是立刻给摘掉帽子，恢复专家待遇……
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情，正好属于我研究的课题，当然不能放过，于是我就去查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一查就发现，不对了。第一，塞古・杜尔没有在法国上大学的经历，徐仲年不可能有过跟他同学的机会；第二，塞古・杜尔在1962年不曾来中国访问。我在《周恩来年谱》和《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等书中查到的是，他是1960年来访的。可见说徐仲年是在1962年因他留学法国的同学塞古・杜尔的帮助摘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这篇短文作者署名“李辉”。我打电话去问人民日报社的李辉兄，他立刻声明:这篇文章不是他做的，他跟那个刊物也素无联系。是真的另有一位也叫“李辉”的作者，还是别一位作者愿意署名“李辉”，他就不知道了。
在《南方周末》看到高文彬先生写的一篇书评。高先生是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他以亲历者的身份指出上海出版的《远东国际大审判》一书中许多史实方面的错误。例如书中说，当东条英机等被告从监狱押赴法庭受审时，途中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一片“杀人犯”的怒吼声，东条英机却故作镇静。这就纯系想像之辞，殊不知被告乘坐的并不是敞篷车，而是连车窗都用黑布蒙上的美国军用巴士，沿途无人能够看见车中的被告，也没有发生过怒斥他们的事情。又如书中不止一次写到梅汝R法官在庭上拍案而起怒斥被告，也是想像之辞，事实上，在军事法庭整个审讯过程中，庭审工作全由首席法官澳大利亚的韦伯爵士一人承担，其他法官则陪坐在旁，从不发言。如有问题，或当庭写一条条递给韦伯爵士，或于退庭后在法官议事会上提出，从来没有其他法官拍案而起的事。但愿今后能少遇到一些凭想像写成的“史料”。 作者：朱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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