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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网 三
那末，“八王之乱”的爆发主要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我以为就是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
我们知道，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要靠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其中皇帝与宰相，皇帝与地方长官，皇帝与统兵大臣相互关系等具体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备。第二，要靠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皇帝有威望、有才干，统治集团也愿意为皇帝鞠躬尽瘁，如果中央集权制度尚未臻于完备程度，则无论如何认真实行，也超越不了历史阶段而高度集权。臣属、地方必将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反过来，制度不管如何高度完备，如果统治集团不能认真实行，特别是没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皇帝年幼时则为辅政大臣）控制大局，督促实行，一切就都会落空，制度就等于具文，高度集权的目的同样无法达到；不仅如此，根据皇帝和统治集团的无能状况，中央集权制度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爆发政变或分裂割据战争，造成持续的政局混乱。
西晋初年，上述两个因素基本具备。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统一全国，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也比较高，所以能够推动整个统治集团继续实行汉魏以来的制度，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稳定。同时，当时“土广人稀”[60]，土地问题不严重；晋王朝颁布了占田法、户调式，罢免了州郡兵，赋税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向前发展的。前引干宝《晋纪总论》和《晋书・食货志》的话就是证明。当然，如所周知，晋武帝和他下面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比较奢侈腐化[61]，会不断加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从现有史料看，到晋武帝死为止，这些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或接近激化的程度。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个中人之才，或者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具有相当的威望与才干，能够基本上控制政局，西晋王朝肯定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到统治阶级进一步腐朽，生产关系死死地束缚住生产力使之无法发展，各种矛盾激化时为止。
然而继位皇帝和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的情况远非如此。
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个是惠帝司马衷。他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个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从晋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比较突出的是卫与和峤。《晋书・卫传》：“惠帝之为太子也。……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托醉，因跪（武）帝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于此不复有言。”又《晋书・和峤传》：“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62]
另一个可作为继承人的是齐王司马攸。他是晋武帝的同母弟，按照传统制度，是不该他继位的。但他在统治集团中比较有威望、有才干。《晋书》本传称他“才望出武帝之右”，过去晋文帝司马昭多次要立他为太子，因晋武帝是长子方才作罢。所以到晋武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即便不作为皇位继承人，也希望能留齐王攸在京师辅佐惠帝执政。《晋书・王浑传》：上书甚至说，如嫌齐王攸一人辅政权太重，为防万一，可“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o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考虑总算很周到了。
在这二者之间，晋武帝如何选择？
一方面对齐王攸十分猜忌，从太康三年起，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这就不但表示决不以他为皇位继承人，而且也把他排斥于惠帝辅政大臣之外。对这一措施，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不论同姓异姓，如征东大将军王浑、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L、侍中王济、甄德，都曾极谏。《晋书・王济传》：他还使妻常山公主及甄德妻长广公主入宫见武帝，“稽颡泣请帝留攸”，以至武帝大怒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将王济贬了官。因为听说赶走齐王攸是杨珧出谋划策的，羊L和北军中候成粲甚至“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63]。这都说明这场斗争非同小可，十分激烈。齐王攸本人当然不愿意走，“愤怨发疾”。于是以此为理由，“乞守先后陵”，请求不就国。晋武帝又不许。虽然表面上装作友爱，派御医去诊视，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结果攸“疾转笃，犹催上道”，终于“欧血而薨”[64]。这既表明晋武帝一意孤行，决心极大[65]；同时也表明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时，即使君主干的事明显地会危害整个封建统治利益，周围大臣都看到了，但谁也阻拦不住。
另一方面晋武帝又想方设法为惠帝稳稳当当继承和巩固皇位作准备。
第一，为太子护短：一次在平吴前。《晋书・惠贾皇后传》：由于卫等主张废太子，晋武帝便召集东宫官属，举行宴会，“而密封疑事”，送东宫太子处等他回答。太子不会，贾妃竟命给使张泓起草答案，由太子抄一遍交卷。晋武帝看后很高兴，“先示太子少傅卫，大qe”。我们知道，东宫官属包括卫经常与太子见面，太子水平如何应了如指掌，有何必要考给他们看呢？而且既要考试，为何不当面进行，而竟让太子在东宫里回答？很明显，这是纵容弄虚作假，以便炮制出一篇考卷来塞群臣之口。其所以要考给东宫官属看，就因为他们最了解太子情况，太子的笑话多半是他们透露出去的，需要公开考这么一下，暗示他们今后不要乱说了。这一点恐怕东宫官属都清楚，晋武帝也知道他们清楚。但这一层薄纸谁也没捅破。这就是卫为什么“大qe”的真正原因[66]。另一次护短是在平吴之后。《晋书・和峤传》：因为曾说过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有一天晋武帝便对他以及荀、荀勖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然而见了太子回来，“、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67]，而和峤仍倔强地说：“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其实，太子肯定没什么变化，所以晋武帝自己也说得很不理直气壮：“差长进”，“粗及世事”。他希望的是：三个人能“希旨”，说两句好话，造造舆论，谁知和峤仍直言不讳，使自己下不了台，然而这是事实，无可奈何，只能“不悦而起”了[68]。这两件事说明，晋武帝为了坚持传位惠帝，不惜自己哄自己，还要求群臣和自己相互哄骗，已经顽固到了何等程度！
第二，宣扬皇孙聪慧：《资治通鉴》卷八二太康十年条称，皇孙司马y（惠帝子）五岁时，一次宫中夜失火，晋武帝站在楼上观望，“牵帝裾入中，曰：‘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帝由是奇之。尝对群臣称似宣帝（司马懿），故天下咸归仰之”。据说，“帝知太子不才，然恃y明慧，故无废立之心”。姑且不论失火时五岁小儿说这番话是否可信，即便宫廷薰陶加上本人聪明真说了这番话，也终究只是一个孩子，对惠帝的统治济得甚事？何况长大后很不成材，“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驰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官属杜锡谏，竟“使人以针著锡常所坐毯中而刺之”。这种品行，晋武帝在世时应已多少有所暴露[69]，这个皇孙究竟可恃到什么程度，恐怕晋武帝自己也会打问号的。然而“恃皇孙”这一思想其所以始终不变，除了可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外，恐怕就是晋武帝要以此给自己坚持传位白痴多找一个借口吧。
第三，替太子安排辅政大臣：这本来是十分必要的，托付得人，或许不至于发生后来那样的风波。然而晋武帝托付的却是杨骏和汝南王亮[70]！杨骏是晋武帝的岳父，侄女皇后杨艳是惠帝亲母，杨艳死后，女儿杨芷又继为皇后。《晋书・杨骏传》：“素无美望”，但却被晋武帝“超居重位”，任为侍中、车骑将军，和两个弟弟珧、济一起，“势倾天下”。尚书褚 、郭奕上表警告说“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晋武帝不听。病危时杨骏又被任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辅政大臣。他在晋武帝死后“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固然，据本传，晋武帝愿意托付汝南王亮和杨骏两人，由于杨骏和杨后乘晋武帝病危之际耍了手段，方才专任杨骏一人。但汝南王亮是什么人呢？是否他若参与辅政，局面就不会象后来那么糟呢？恐怕未必。因为汝南王亮也是个庸才。据《晋书》本传，在他的历史上战无不败。曾仕魏为东中郎将，“讨诸葛诞于寿春，失利，免官”。入晋为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又在抵御羌族的战争中指挥无能，再次免官。大概因为是晋武帝的叔父，辈分高，所以后来又当了“宗师”，专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显然这是个无法安插而又不能不安插的无能之辈！这从晋武帝刚死时他对杨骏的态度也可看到。《资治通鉴》卷八二永熙元年条：亮为杨骏所排，由太尉、录尚书事出为豫州都督，出镇许昌。尚未离京，武帝死，“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后听说杨骏要讨伐自己，“问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归心于公，公不讨人而畏人讨邪！’亮不敢发，夜，驰赴许昌，乃得免”。一副软弱无能的样子，暴露得相当充分。这样的人，即使不为杨骏所排，恐怕同样对当时政局无能为力，这从杨骏死后他被推出辅政而又轻易为楚王玮所杀[71]，也约略可以推测到。从杨骏和汝南王亮的情况，必然要发生这样一个疑问：晋武帝为什么要找这一对宝贝辅政呢？是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吗？恐怕未必。因为无能的汝南王亮是晋武帝亲自处理安排的，绝不可能忘掉。而就杨骏说，不但早已有人进谏说他“小器”，不可重用（见上），而且他“以后父超居重位”后的十多年中，未对西晋的文治武功出一谋，划一策，立一功，这一点晋武帝应该也是清楚的。所以我认为晋武帝用这二人辅政，不是糊涂，而是有意识这样安排的。对于杨骏，晋武帝看中的可能正是他的“素无美望”和无能，因为在“宗室殷盛”的西晋，尤其在晋武帝作了周密布置之后[72]，杨骏除了老老实实辅佐外孙惠帝之外，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呢？当然，“宗室殷盛”而让外戚辅政，肯定会引起宗室的不满与愤怒，所以又拉上汝南王亮。亮当过“宗师”，平庸无能而辈分又很高，晋武帝取他恐怕也正在这两点。因为这样既可抚慰司马氏之忿，而又不必担心象齐王攸那样可能发生篡夺的危险。《通鉴》卷八一太康三年载，晋武帝在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的同时，马上任命汝南王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这一方面固然为了平息舆论对逼走齐王攸之不满，另一方面恐怕就已打算今后让汝南王亮当辅政大臣了，所以要以他为“太子太傅”。在晋武帝心目中，安排这样一个宗室来与外戚杨骏互相配合，而不偏任，惠帝的江山就十分稳固了。后来当杨骏独揽大权，排斥汝南王亮时，傅咸曾建议说：“夫人臣不可有专，岂独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亲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为援，所谓唇齿相依，计之善者”[73]。虽然强调的是二人应和衷共济以趋吉避凶，却从另一角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晋武帝安排的意图。然而晋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万没有想到“愎谏自用”的杨骏竟敢于排斥汝南王亮，连弟弟杨济的话也听不进[74]；而懦弱的汝南王亮也就听其摆布，束手无策。更没有想到，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西晋统治集团中，怎能容许由两个庸才来给白痴皇帝辅政实际上等于掌握全部皇权，而不觊觎，而不争夺？何况杨骏又排斥了汝南王亮独掌大权，给了人以口实？
就这样，晋武帝出于偏心，继位人选错了，辅政大臣也挑错了，一场丑恶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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